规则意识决定做人的境界 （2）

规则意识中的两个向度

完整地说，规则意识一方面取决于规则的上述特点即规范性、普遍性、广泛性和连贯性，另一方面取决于规则相关人的能力和意愿。

无论从规则意识之自我培育的角度，还是从公众规则意识之培育和引导的角度，规则意识中的“意愿”，相对来说都是更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意愿问题与能力问题是密切关联着的。但意愿的形成和改变，不像知识技能的形成和改变，可以指望别人的传授示范和自己的学习模仿发挥重要作用；做某件事或某类事的意愿背后，常常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整套价值观念、心理动机和利益考虑。虽然价值观念、心理动机和利益考虑并非不可能受到传授示范和学习模仿的影响，但它们的培养，根本上需要社会环境的更加持久和系统的影响，以及主体自身的更加自觉和坚定的修养。

1、规则意识中的“能力”向度

在培育规则意识的能力方面，要特别重视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区别规则的不同模态的能力；区别规则的不同依据的能力；利用规则进行实践推理的能力。

第一，区别规则的不同模态的能力。规则有的是“绝对命令”或“无条件要求”，如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有的是“假言命令”或“有条件要求”，如邓小平的题词“谁愿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有的还不一定是命令，而是建议，如坐公交车辆时，我们要遵守“让座给老弱病残怀孕妇女等有特殊需要者”这条规则。这条规则如果是针对车上通常会标明留给特殊需要者的老弱专座或“爱心专座”而言，应该看作是一条“命令”，年轻力壮者一定要让座给年老体弱者；而对于其他座位而言，它应该是一条“建议”，它的执行很大程度上要靠占座者的态度。在最近的新闻报道中，常听闻因为对方不让座就出口骂人，甚至动手打人的事例。这些报道中都没有提所涉及的是公交车辆上的老弱专座，还是一般座位；但即使所涉及的是老弱专座，也不能为了让人遵守让座规则，而自己违反“不得伤害他人”这条约束性强得多的社会规则。

第二，区别规则的不同依据的能力。我在新作《论规则》中讲得比较多的是从规则的依据出发，对“技术规则”、“游戏规则”和“道德规则”的区分：技术规则的依据是客观规律，游戏规则的依据是人际约定，道德规则的依据是作为人类进化和文明进步之成果积淀的内在良心或道德意识。在这三类规则当中，技术规则的依据可以说是最刚性的。当我们说“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使得社会上通常是基于人际约定的那些规则，都能具有类似于技术规则那样的刚性效力。前几天我到南京去讲课，看到动车上有这样一则“警察提示”：吸烟引发报警，导致紧急制动，危及行车安全，违者依法处理。吸烟本来并不会危及行车安全，但通过“吸烟引发报警，导致紧急制动”这样一种机制，吸烟者就可能因为“危及行车安全”而受到“依法处理”。可想而知，这样一种执行规则的机制，前提是动车上违规吸烟现象发生得其实并不多；要不然的话，执法成本会高得无法承受。就整个社会的法治建设来说，在利用技术手段加强执法监督效率的同时，还需要让人们更多地像对待道德规则那样对待社会规则，哪怕戴上了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说的“吕底亚的牧人的戒指”，可以为所欲为而无人发现，也会受自己良心的监督，也会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慎独”，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第三，利用规则进行实践推理的能力。这种能力首先包括概括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因为规则总是普遍的，特别是在较大范围的社会空间当中，要遵守的规则往往是普遍性层次比较高的。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那十二个词，只有抽象能力很强的人，才能真正把握其实际含义。但仅仅把握普遍规则的抽象含义还不够；实践推理的关键，是能够在普遍规则与具体行动情境之间找到关联。我们行车在高架上，会在广告牌上一会儿看到“富强”、“自由”、“爱国”等，一会儿是“开车不抛物，文明伴你行”，后者大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文明”和“法治”两个价值的体现。对于实践推理能力比较强的人，只要接受了“文明”、“法治”的要求，就自然知道不应该在公路上抛物。

实践推理能力不仅表现在能够理解普遍规则、能够实现从普遍规则向具体行动的推理，而且能够在发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情况的时候，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或者是进行代价最小的排序和取舍，或者是作出创造性的综合，或者是整个地改变问题的提法、改变思考问题的进路。从发展战略方面的“青山绿水”与“金山银山”之争，到实验医学中的动物权利与人类健康之争，再到西方伦理学界热衷于讨论的“电车难题”这样的道德悖论，都涉及人们的道德思维或实践推理的能力问题。通过各种各样思想实验甚至真实实验来了解人们是如何进行道德判断和实践推理的，有助于我们对道德判断和实践推理的背景和预设、程序和逻辑，有更好的理解，从而对规则意识的培育，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