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胜利了也不能忘记（3）

不能忘却之二：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

从1937年7月的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我们常说的“八年抗战”。从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则是更加真实的14年抗战。但是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却只有短短的3年零8个月。

这是怎么回事？如今天很多国人未想过为什么卢沟桥是战争爆发地一样，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全面抗战已经进行了4年零5个月，国民政府才终于正式对日宣战？

无须讳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参战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于是才终于有了12月9日的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

美国一旦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Unconditional Surrender（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不是被“偷袭”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执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个中国被侵占了，竟然还未向对方“正式宣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

首先出现的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

接着又出现了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 “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要“蒋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1940年军统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拟定蒋、汪、日三方长沙会谈，被日方列为“桐工作”，称“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

当然应该理解当时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困难局面。也不能说与对方接触不包含权宜之计而都是出卖与叛变。毕竟国民政府苦撑到了最后日本投降。毕竟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文稿6次提到“弱国”。当时所说的“弱”，是指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训练弱。至于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弱，则未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愿承认。8年抗战也好，14年抗战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虽然有“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张北事件”“七·七事变”，但没有一个事变使国民政府痛下决心与侵略者彻底决裂、撕破脸皮正式宣战。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私下接触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中日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该怎样了结？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警告美国人时讲过一段话：“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真实历史之所以提供启示，就因为它是扎人的荆棘，不是妩媚的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