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2）

二、世界新趋势对冲突秩序观的挑战

在冷战结束后，人类的文明进入一个加速整合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新趋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权力多极化。尽管在冷战结束之初，世界秩序似乎出现了单极化的态势，但是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这种单极态势却明显地转化为多极态势。这表现为五点：其一，苏联的解体表面上促成了美国的单极时刻，但是美国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却大大增加。因为在两极格局下一些国家迫于苏联的因素不得不求助美国，而在冷战后的格局下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度下降，拉美国家还出现了明显的反美浪潮。其二，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尽管证明了美国强大的能力，但同时也加重了美国的负担，并使得美国陷入一系列的战略错误之中。其三，高昂的战争成本使得美国很难随意地使用军事实力。战争的成本既包括作战的成本，也包括战后维系的成本。一个小国就可以把超级大国拖入持久战争的旋涡之中，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便是明证。其四，次贷危机使得美国经济进入持续萧条的状态之中。其五，新兴国家的整体崛起使得世界秩序的力量进一步多元化。整体来看，冷战之后几次重要的冲突都与美国的单极优势地位有关，而多极化的发展则降低了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第二，经济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比重越来越高，并且跨国公司的生产将国家的利益连在一起。全球公司是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其跨国指数（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海外雇员与总资产、总销售和总雇员的比例的平均数）往往超过50％。[38]全球公司的国家背景在淡化。全球公司往往注册在开曼群岛等离岸中心，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以吸收资金支持，同时其营业活动遍布全球。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往往会反对强冲突。强冲突会导致贸易活动的受限或中断，这对于其利益是极其不利的。

第三，政治民主化。在世界各国的政治中，强力控制的方式越来越失效。在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家们在反思选举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新共和主义和协商民主的理论发展。[39]在非西方世界，民主的程度和质量都在提升。军人政权逐步被文官政权所取代，而一些传统的官僚威权主义也在推动内部的民主转型。此外，这种民主的需求还在向地区性机制和国际机制扩散。例如，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成为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核心议题。[40]约瑟夫·奈（Joseph S.Ny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等学者开始深入讨论国际机制的民主问题。[41]民主理念尽管也不讳言冲突，但却是相对温和和软性的。同时，新共和主义和协商民主的理念都更为强调共识与妥协，这也是与冲突逻辑不相一致的。

第四，社会网络化。全球社会正在逐步网络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其一，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大型城市正在取代国家的某些功能，同时这些大型城市相互联结，并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城市网络。[42]其二，全球社会网络。在信息技术和运输能力大为提高的背景下，全球性的网络社会正在逐步形成。[43]在这种全球性网络中，人与人交往的成本在降低，同时交往的密集性在增加，这使得人与人的互动和沟通变得容易。其三，社会网络化导致了结果的复杂效应。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较早地描述了行为效应的复杂性（即许多重要行为的效应是滞后的、间接的、非故意的和出乎预料的），[44]而网络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将这种复杂性放大。社会网络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性相对降低，因为城市间的交往主要是一种经济和文化的交往，所以全球城市网络缓解了国家间冲突的发生；全球社会网络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容易，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们的错误感知；复杂效应则使得冲突方在选择暴力行为时怀有顾虑，因为暴力的最终效应可能会作用到自己身上。

第五，世界风险化。根据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等思想家的总结，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世界风险社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人类社会的风险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全球性和世界性，即风险不再受地理因素的约束而局限在一定的规模和地域。[45]其二，对人类社会最具威胁性的风险往往是人类社会自己造成的，如气候变化、核灾难、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等。[46]其三，这种全球性风险具有某种不可计算性和不可逆转性。[47]其四，在对世界性风险的治理过程中，民族国家习惯采取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策略。[48]世界风险化的出现使得冲突秩序观越来越失效。如果人类社会继续采取冲突秩序观，那么世界风险化的问题最终是无解的。

这些重要的变化都对西方主导的冲突秩序观形成挑战。当世界趋势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时，如果我们还持有原先的冲突秩序观，那么我们的世界秩序及其治理将会面临问题。目前，世界治理的问题主要有四类：一是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冲突逻辑只鼓励自我利益的伸张，而这类公共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一种合作逻辑。二是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还处于贫困线之下，而发展问题是不能通过冲突逻辑来解决的。三是文明间交往问题。这包括宗教、民族和文化等多维度的问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所指出的问题是令人深省的，但是他从冲突逻辑来讨论这一问题，最终使得“文明冲突”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四是制度间差异问题。政治制度间的差异是造成冷战的重要原因，而在后冷战时代，这仍然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整体来看，目前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都需要依靠基本秩序观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