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特例”困境 做有说服力研究

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不再是穷国，但也还不是富国，而是中等收入大国。当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如何与时俱进？这里包括三个问题：如何为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作贡献？如何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创新作政策贡献？如何在普及经济学教育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这些都是值得系统探讨的问题。我在这里只对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谈两点。

第一，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两种研究路径：问题导向和工具驱动。这两种都需要，分别都能做出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则能做出更好的研究。这些年来，我们在分析工具方面进步很大，但现状似乎是过于偏向工具驱动，即依照工具找问题，通常找到的并非是大问题。鉴于这种现状，我们就应该积极推动研究大问题，特别是与中国经济相关的大问题。

中国经济中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问题。这与10年前、20年前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没有人可以无视中国经济。不过，经济与经济学不是一回事，经济搞得好与经济学搞得好也不是一回事。日本经济搞得好，德国经济搞得好，并没有产生太多著名经济学家。而印度经济没有中国经济搞得好，但出现了不少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大国不会自动成为经济学大国。况且，并不一定是本国人做出有关该国经济最好的学术成果。举一个管理学中的例子，日本丰田汽车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的管理方式理论，就不是由日本人，而是由美国人总结出来的。

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为研究大问题提供了很多素材，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一些天然优势，比如对制度细节的了解，对数据的掌握等。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要把这些天然优势转换成学术优势并不容易。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中国有特殊的困难。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非常不同：自然科学从思想到方法早在一百年前就与世界接轨了，但是经济学只是近30年来才开始学习世界主流。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经济学研究的经济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所以经济学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密切相关。而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在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还比较滞后，经济学很难单科推进。所以，我们要花大力气，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