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从参与到重塑（3）

关于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政策建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参与国际金融活动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活动与国际经济接轨，引领国际金融体系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牺牲部分国内经济利益或是承担风险。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自我定位仍然是“发展中大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潜力巨大的投资者和资本市场，同时还是处于经济转型期、面对诸多重大国内经济挑战的国家。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各国共同改革游戏规则的同时，中国也需要在几方面格外谨慎，对国际金融活动的潜在风险保持清醒。

第一，中国需要处理中国自身、中国建立金融机构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共存问题。部分西方国家视中国改革现有金融体系的呼声为威胁。事实上，我国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保持着良性合作关系。我国自1981年以来向世界银行和ADB等国际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项目已达457个，承诺贷款金额累计657.5亿美元，另获国际金融组织赠款28亿美元，这些资金大部分用于中西部、农村和重点经济领域建设，促进了我国经济均衡可持续发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合作不会因为中国新成立金融机构而消亡。然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在诸如IMF和世界银行的金融机构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中国为何还要设立功能类似的机构？既然功能类似、新老金融机构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要在金融领域实现“和平崛起”，中国必须在上述问题上说服国际金融的主要参与者。

日本主导的ADB曾经探讨过处理世界银行和区域银行关系的问题，其报告建议，世界银行应着眼于“消除国家间贸易壁垒和推进全球性议题”，而区域银行致力推进“亚洲各国就公共服务达成协议，同时支持东盟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和清迈协议的落实”。事实上世界银行和ADB在具体国家与议题的分工上并未制定协调机制。虽然ADB的资本不及世界银行，但如果它加入世界银行并成为其“亚洲支行”，其法定资本规模又显得太大；另一方面，亚洲的投资需求超过这两家银行任何一家的贷款供给能力，因此报告认为两家银行可以“在矛盾中共存”（muddle through）并在具体问题上协商分工事宜。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新成立的亚投行：亚洲各国的巨大金融需求使得几家银行间不存在事关生存的业务竞争，在具体项目上，各国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银行。

另一个对于中国主导银行的指责通常为“透明度”问题，这也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关于“亚投行不能达到高标准”的核心内容。事实上，这些中国主导建立的金融机构非常重视公开透明，例如亚投行的指导方针即为“专业、透明、环保”（Lean, Clean, Green），由专业的理事会、董事会和总部构成，其运营远非由中国一家独大或暗箱操作。其次，不同人士对“透明公开”没有统一的标准，在诸多关于透明化的要求中，中国更需要注意的不是无端指责，而是成员国和潜在客户的要求。英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愿意加入亚投行，本身就表明它们自信能够参与建立足够透明公开的金融机构。亚投行的细节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国需要首先与盟友达成一致，在维护国家利益基础上确保亚投行章程制度能够让成员国满意，这将是对“透明化”的最好回应。

中国的经济崛起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冲击，而冲击必然遭致反弹；无论中国采取何种行动，都要做好遭受质疑和压力的准备。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需要团结诉求一致的国家，以国际组织或者多边联合体的形式面对质疑，逐步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第二，金融活动的基础依然是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中国的金融活动，应以促进国内经济可持续增长、政治环境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稳健提升为根本目标。世界各国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东南亚部分地区已将人民币作为“小美元”流通，这些都与中国的高速增长有关。只有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国力保持信心，中国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的主导力量之一。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经济增长减速，实体经济融资困难，流动性陷阱风险上升；在考虑国际战略布局之前，中国首先应该设法解决这些问题，确保国内经济足以经受国际金融流动带来的冲击。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步提升，人民币将会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国际清偿货币）之一，在部分区域甚至成为主导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可能会面对昔日英国、美国遭遇的特里芬悖论（Triffin Dilemma），即短期国内经济利益与长期国际利益的冲突。特里芬于上世纪50年代末指出，当外国想持有某种储备货币，货币发行国必须超发货币，这在长期会导致贸易逆差；然而储备货币的币值需要稳定、坚挺，这就要求发行国尽可能实现顺差。当储备货币发行国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增加开支，该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就面临风险。金本位制度下的英国体系在一战后崩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在越战等情形下解体，目前国际金融多采用“多元储备体系”，但美元等少数货币在货币篮子里优势极大，这些储备货币发行国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贸易逆差问题。如果中国成为国际货币领域的“操盘手”，就必须承受贸易逆差的风险，对以财政政策为主的经济政策做出适当调整，并帮助中国企业尽快适应新局面。

此外作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新来者，中国也需要对初涉国际资本市场的本国企业、银行给予适当保险措施。国际金融体系往往要求中国推进资本市场自由开放以接纳中国，例如IMF总裁拉加德在评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时再度敦促中国政府深化金融改革。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政府也应时刻考虑国内经济的承受能力，慎重推进资本领域市场化。

第三，中国需要吸取国际先进做法和规范，这既有利于保护中国国家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中的利益，也有助于有针对性地提出金融改革建议。目前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属于“试错”的摸索阶段，不少金融政策和活动都招致了不必要的风险，例如中国对委内瑞拉的软贷款就因为原定“石油换贷款”计划无法落实、委内瑞拉自身经济恶化而难以回收，进而影响了两国进一步合作。《金融时报》一篇社评不无嘲讽意味地指出，中国应了解世界银行、IMF与ADB等机构将贷款绑定附加条款是不无道理的。客观来看，中国目前掌握巨量外汇储备，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也受到关注，关于管控贷款风险的问题迟早会被提上日程。对于具体企业而言，相对陌生的国际资本市场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面对经验不足的困难，中国政府、企业都应及时采取措施，吸纳相关人才，同时向先进国家学习经验。亚投行就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圈子里“社会化”的过程，通过吸纳英、法等国加入，中国在与其他成员讨论章程制度时能够更好地参照当前金融体系的范例。同时，亚投行也通过专门的国际机构从世界各国吸纳人才。金融领域的特点在于它是少数人操纵的、不可观测的行为（Unobservable Behavior），相关知识高度专业化，不少争取利益的做法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掌握；同时它也难以监管，如果采用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金融行为将很难被约束，国家资产也会遭遇损失。如果能够吸收一批可信赖的、有一手经验的专业人士，中国的改革或能避免波折、加快脚步。

结语

国际金融领域的变革是消除全球范围内“南北对立”和贫富差距的客观需要，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和新兴市场崛起都为可能的改革提供了契机。作为新兴市场的重要成员，中国能够从更加公平的国际金融环境中获益。然而关乎国家利益的谈判向来充满艰难险阻，既得利益集团掌握强大话语权，体系内改革并不顺利。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了体系外的探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辟平等、共赢、切合自身需求和国情的合作模式，在近年来取得了数项国际瞩目的成就。然而国际金融变革是长期过程，中国在世界金融领域仍需要学习探索，中国金融领域国际化任重道远。

目前，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挑战同时来自自身经验不足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失衡，而这两者间有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中国致力于塑造更加公平的话语体系，就需要首先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向先进国家学习经验；但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学习国际金融运作模式，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同时做好自身经济建设，塑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就水到渠成。在国内经济转型的重大关头，金融领域决策者尤其需要虚心谨慎，稳健地深入金融改革并推进“一带一路”的相关布局。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中国对外政策。主要著作有《多边主义与东亚合作》《中国学者看大国战略》等。金君达，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