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德韦杰夫：俄罗斯的新常态与全球挑战（2）

我们所处的世界

我们在讨论全球发展的现状和前景时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New normal这一术语。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最尖锐的阶段结束后出现了“New normal”的提法，并迅速流传开来。New normal，“新常态”，或者可以翻译成“新现实”。所谓新现实，就是今后一个时期，到下一次大型结构性危机到来前，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其实，新常态这个提法本身值得商榷，但是，过去几年，这个提法不仅在政治经济话题中频繁出现，其指涉的概念也有所拓展，在地理和内涵上都有所拓展。世界主要国家都开始进入新的发展轨道。不仅仅是速度的增长，也有质量的增长，新的生产领域不断涌现，其分布的地区也日渐扩大。

发展中国家也在向新的发展模式过渡，并对世界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过去，美国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会波及所有国家，所以，美国市场始终处于关注焦点。如今，即便美国市场不衰退也会出现危机，例如，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很有可能，我们正在见证这种新危机的第一阶段。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表现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全球股市无一例外地对中国股市的震荡做出反应，多国货币汇率也受到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国际原油市场行情不稳定也是一个因素，当然，国际油价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亦有关联。显而易见，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态势将引起更多关注。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向新阶段过渡的主要特征，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结构性经济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拉大既有差距的危险。但是，危机也创造增强经济实力，加大政治分量的机遇。危机，总是“危”与“机”并存。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李光耀如此概况新加坡经验）的飞跃通常是在结构性危机期间通过勇于创新实现的。而且，这里所说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世界各国摆脱落后状况的实践可谓佐证，如德国、日本、苏联、芬兰、韩国和新加坡。

全球经济图景正在迅速改变，从与我国经济最息息相关的能源行业的变化就可见一斑。

那些过去听起来十分新鲜的，广告宣传般的局部因素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体系，改变全球政治平衡。液化气的大规模运输使各大洲孤立的市场连成整体。页岩气的开采正在使能源进口国变成能源出口国。几百家中型创新企业对全球能源市场（包括多国经济）的影响几乎可以与大型能源集团相匹敌。而且，这些企业的表现相当稳定，国际油价降至原有水平的三分之一也没有导致其大批破产。当然，如果油价持续走低，情况或将发生变化。但是，新技术的活力超出的确超出了各方的预期。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如果已经看到第四头鲸鱼的身影，就不要固执地声称大地驮在三头鲸鱼背上（译者注：一些古代文明认为，大地是一个圆盾，由三头鲸鱼驮着）。

同样，也不能忽视太阳能开发，以往重我们对此重视不足，要鼓励电力、混合动力、水动力发动机的研发。如果这些领域的研发工作顺利，油气价格不再下跌，世界将会见证比“页岩气革命”规模更大的革命。

大型能源公司正在调整发展战略，分化产能，倾向于开设经济体量不大，市场应对灵活的小型工厂，这是能源业发展的一种趋势。昂贵的大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回收周期长，投资回收期内，市场需求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能源价格可能大幅波动，所在国政策也可能调整。以往，上述因素都更稳定些，如今，计划周期和预测周期均大大缩短，正如能源战略师所言“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快”。

创新遍及技术、经济、人文等各个领域。一篇文章显然无法列举所有趋势，但是以上问题还是值得分别阐述。

技术创新趋势。第一，技术不可预见性增强，加大全面技术预测的难度。第二，数字技术实现物质世界全覆盖（如需要，也可以说对个人、企业，甚至国家虚拟生活的全覆盖）。第三，新工业化。新涌现的工业技术和工业行业更依赖高品质研发和近便的消费群体，劳动力支出因素权重下降。第四，新技术转换的方向更多从民用转向军用，以往新技术推广的方向正相反，多从军用转向民用（创新多见于军事工业综合体）。

社会领域的创新决定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国家竞争力。社会创新趋势有：第一，全球范围内的人才竞争成为国家战略决策的关键要素。人才竞争将日趋激烈。可以预见，今后几年，这种竞争将引发全新突破。例如，机器翻译的质量问题若能解决，语言障碍将不复存在，这将极大促进劳动力资本的跨国流动。第二，将出现符合发达国家国情的新型福利国家。其突出特点在于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个性化服务。第三，社会不平等加剧将最终超越经济政治因素成为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关键要素，也将制约经济增长。

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经济创新趋势有：

第一，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取代标准化批量供应的产品和服务。当然，这是新个性化，而不是历史上工业时代之前手工业时代的个性化。新个性化提倡根据消费者的差异需求量身定制。

第二，新型金融工具扩大新项目的投资边界。金融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果。世界各国均无可选择地要开发新更加灵敏的新型金融工具，而不是使金融工具一般化或者禁止使用某些金融工具。

第三，相比使用传统工业门类，新兴门类资本周转速度加快，经营性支出与固定资产支出趋向等额。企业市场灵活性和技术灵活性显著提升（页岩油气开发就是最近的例子）。

第四，新型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地区性（国家间）自由贸易组织将有能力解决世贸组织几十年来无法解决的问题。汇率调整成为比海关税率更为强大的市场保护工具。各国政府将更加关注本国经济体系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保护本国海关关境。

第五，宏观经济挑战日趋突出。与技术的不可预见性趋势相似，宏观经济的不可预见性也将加大。包括部分不可视决策的不可预见性。例如，2008年，许多国家推出了强大的金融疗法（一些国家要重点对付通胀，一些国家的主要问题是通缩），如何在应对危机的同时避免高通胀就成了一个问题。货币刺激本身就颇值得质疑，如何戒掉这个“毒”还是问题。虽然许多国家大幅下调了贷款利率，企业贷款积极性依然低迷。大型跨国公司积聚了大量储备却不用于投资。也就是说，国际资本目前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观望状态，和对即将到来的新常态的担忧状态。现在不是企业债务的问题，而是国家债务的问题。如果有能力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的债务前景，温和地说，还难以揣度；那么，不具备发行储备货币能力的国家的债务就根本无法偿还。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走向何方，令人信服的客观说法还不存在。

国家和社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怎样才能既不落后还能追赶？提高创造性，增强进取心，推动不间断教育，恐怕是正确应对时代挑战，应对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核心手段。于国家、于企业、于个人皆如此。创造性是人固有的特质，国家的任务在于鼓励人们在各个领域积极创新。

新时期技术进步的上述特征决定了最为重要的趋势：全面解放（或者，一般叫做“经济自由化”或者“搞活经济”）经济，实现现代社会的去官僚化。必须牢记，“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快”。

当然，政策或者具体决策不符合国际发展议程，甚至违背国际发展议程的例子也略见不鲜。例如制裁。但是，应当看到，能达到预设目的的制裁并不多见。制裁迟早会取消，国家间关系也会恢复正常。

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亦如此。尽管危机尚未消除，但恢复合作的潮流不可逆转。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和情感上都不会离开欧洲大陆。自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新法典起草委员会训令》中提出“俄罗斯是欧洲大国”已过了近250年，世界在两个半世纪内发生了沧桑巨变，但是这一判断现在和将来都是真理。任何人也休想切断我们和多样的欧洲文明的天然联系。未来，俄欧关系可能会调整，但是开展合作，发展伙伴关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战略方向坚定不移！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环境不仅能够，也要求我们更加积极地开展“东线”合作。不仅要和中国、越南、韩国和亚太各国密切合作，也要和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国深化合作。把俄罗斯的这种合作意愿解读为“转向”是错误的。强调东向合作，不仅缘于历史联系，我们和许多东方国家拥有共同的历史或者面对相似的当前国际局势。更重要的是，全球发展议程、市场动态，金融贸易技术的流动态势都告诉我们，对这一地区和国家估计不足将酿成战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