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上)(2)

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上)(2)

——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摘要:习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文本以史为鉴,说明日本再走战争扩张道路只能是死路一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美苏冷战使日本得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机会,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苏联解体而来的是日本重新崛起及与之相应的日本新的扩张冲动,其冲锋首选,根据历史经验,最可能的就是与中国尚处分裂状态的台湾地区。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就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目前日本又在钓鱼岛列屿及其周边不断制造如“春晓油田”之类的事端,这都是日本再次涉足台湾的先声。与明治以来的历史一样,如果日本不愿在东亚走瑞士或瑞典式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台湾仍是日本再次起步东亚的第一站,也是迈开双脚站稳东亚的最核心的环节。控制台湾,日本东可抗美,西可制华,南可威慑东南亚诸国及美国的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上生命线。正因此,美国在台湾独立问题上,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立场。美国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底线——如果它的领导人头脑还不算糊涂的话——是可以向中国和俄罗斯挑战,极限则是不能放手让台湾“独立”,从而使日本再次控制台湾。由于台湾在东亚战略格局中所具有的“命门”的特殊地位,对日本来说,一旦它占领台湾,它就意味着日本已向中国和美国及整个东亚国家摊牌,和平的日本也就走到尽头。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史就是这样一个因偷吃“禁果”(台湾)而遭了“大核”之灾的悲剧式的历史。

 

二、 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7]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

称霸东亚,继而太平洋,对日本而言,这是一个远比英国崛起时面临的更为苛刻的目标,如日本不愿以瑞士而是以英国为其发展样板的话,那日本则必须在中国、俄国、美国铁三角中强力破局。明治维新的发生将只有老鼠身材,其力量又不足以承接旋转乾坤重任的日本送上称霸世界的不归快车。

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对日本未来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史书对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已给了相当高的评价,但同时也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将这场运动与同期的俾斯麦德国及后来的毛泽东中国的“不称霸”外交政策比较,就会发现,明治维新对日本的未来最具灾难性的影响是它提出了与日本国力不相匹配的,或者说,远超出日本国力的外交目标。正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及其对日本未来目标的确立,使只有老鼠身材的日本换上了老虎般的野心。如果说俾斯麦之后的德国的灾难是由于它背离了俾斯麦为德国制定的有限扩张路线的结果,那么,日本的后来的灾难则是其政治家过于执着追求“明治目标”的结果。

(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19世纪中叶,英、美、俄等国家迫使日本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实行封建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统治动摇,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地方实力派萨摩和长州两藩,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倒幕。1868年,革新派实行“明治维新”,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1868年,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宸翰》)明示“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8]明治政府当年还“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9]此后日本政治一直就在明治目标的重压下在中、俄(苏)、美之间狂颠。

1855年,吉田松阴(1830-1859)写给其兄杉梅太郎的书信提出在美、俄、中之间以中国为突破口的策略:

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州之土地以为偿。

今急修军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拓虾夷,封立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晓谕琉球……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10]

《御笔信》颁布后,右大臣岩仓具视与参议木户孝允研讨日本的“前途大事”。木户孝允在1869年1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道:

明朝岩仓公出,垂问前途大事,因以数事进言。……至重要之事有二:速定天下方向;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彼若不服,则兴问罪之师,祈能大显神州之威。

……然后立即一变天下陋习,确定远大之海外目标。[11]

1871年12月,担任兵部大辅的山县有朋向太政官建议“兵部当前之目标在于内,将来之目标在于外”。为此,日本须实行征兵制,成立常备军,建立沿海防御,制造军舰,构筑炮台,培养陆海军军官,生产和积蓄武器。明治天皇将这一理论钦定为最高国策。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12]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

日本崛起之初面临的对手众多,如不算北方俄国,日本人将其概括为A(America)、B(British)、C(China)、D(Dutch):以台湾为临界点,在南方有英国、荷兰,在东西两面有美国和中国。日本人在这综错复杂的矛盾中,借力打力,在太平洋战争之前,部分实现了日本明治时代政治家们提出的战略目标。

责任编辑:潘攀校对:马中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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