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上）（5）

[25] 据日方资料记载，1943年初，日军陆军总兵力约240万。在第一线作战的部队共114万，其中，中国战场66万，太平洋战场48万。1943年，“日军共有70个陆军师团，占其陆军总数的55.7%”。1945年4月14日，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电文中强调如日本入侵印度东部，“这将对我们的全部战争计划造成无法计量的后果，包括加尔各答的丢失和通过缅甸与中国的全部联系的断绝，这还是开始……没有理由不认为日本将控制西印度洋。结局将是我们在中东全部地位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到中东和印度的航线截断，还由于阿巴丹（伊朗）的石油供应线路被阻断，无石油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海上和陆地的地位”。而罗斯福则认为日本不可能发动对印度的进攻。这种估计的基础就是日本在太平洋进攻中的兵力运用已经达到极限。韩永利著：《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23、161页。

[26] 1785年前后，日本“海外雄飞论”的代表人物林子平称：“东洋有大日本岛，西洋有英吉利岛，在全世界，两者并列为大富大强之国”，他设想将日本首都移至与伦敦同一纬度的堪察加。（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1893年美国的亚洲舰队指挥官向华盛顿报告说，“日本有可能使夏威夷问题更加复杂化”，而且在亚洲它也“非常渴望扩充自己的地盘”。他援引一位日本海军军官的话说，日本的目的“是使日本成为太平洋上的英国”。（参阅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页）。

[27] “德意志帝国却被它的地理环境和外交削弱了。因为它位于大陆中心，它的发展似乎要同时威胁到许多其它大国。”[美]保罗·肯尼迪，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28] 有意思的是，俾斯麦似乎对这种灾难的出现有某种预见。他退休后，“有一次他在大学生面前说，他们将到1950还为皇帝和帝国而举杯庆祝。但在私下的讲话里他常很悲观地谈到帝国的未来和未来的危险。有一次他说，有可能，上帝给德国安排好第二次分裂的时间和在此基础上而出现的一次新的光荣时代的可能性”。（参见威•莫姆森著，陈宝译：《俾斯麦》（中文版），河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德国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俾斯麦的预见的准确性：1949年，德国正式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9月20日成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0月7日成立）。

笔者认为，俾斯麦是19世纪60年代涌现出的和林肯同样齐名的伟大政治家。他深知德国处于法俄两面夹击的不利困境，并小心翼翼地通过交叉结盟的方式和低调外交以防止俄法结盟的策略，在位期间发动对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改变了法国黎塞留（1585-1642）缔造的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形势。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为德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统一的民族市场。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但决不透支国力；在他看来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地方。俾斯麦因此与威廉二世分道扬镳并对其扩张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正是由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们“急于表明其气概”的“性格弱点”（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59页。），造成德国超度使用国力并导致德国毁灭的后果。基辛格博士认为：“由于他（俾斯麦）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俾斯麦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美国学者威•莫姆森认为，“在帝国建立之后几十年里，俾斯麦伟大的外交成就几乎没有被德国民族和它的政治家们所理解”，“其中部分原因是用‘铁血首相’的错误形象来反对魔鬼的形象而造成的”。参见威•莫姆森著，陈宝译：《俾斯麦》（中文版），河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70页。

[29] 1984年，日元纸币图样1万元纸币将原来的圣德太子头像换成了明治维新文化领袖福泽谕吉的头像。另外两种面值的日元纸币也把政治人物头像换成明治维新另外两个文化名人新渡户稻造和夏目漱石的头像。这一改变重新燃起国家对明治时代的记忆，同样也唤起日本人对明治时代的国家目标的追求之心。

[30] 2005年7月1日，日本东京基金会 对华政策研究小组（The Study Group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 Sponsored by theTokyo Foundation Tokyo Foundation）发表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Japan's Diplomacy for China”），呼吁日本政府“放弃日本应当抛却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的方针，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一场被推迟发生、但却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在地缘政治上，报告提出了日本的诉求已大大超过“周边事态”的范围，认为“日本应当充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太平洋国家以及一个海洋国家的作用。在战后岁月，日本的利益已经从东北亚扩展到了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日本发展了与西太平洋诸国的密切交往；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形成了一个东起西部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并与沿交通线的印度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日本未来的发展考虑，日本应当削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加强美日同盟以及与欧洲的传统联系，通过开展经济合作发展与印度等交通线沿岸国家的关系，以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该报告得到了包括前国务大臣Kazuo Aichi、前法务大臣Shigeto Nagano、前舰队指挥Kataru Hasegawa等前自卫队将领、Kazuhiro Haraguchi等多名在任国会议员在内的25名有影响人士的支持。这份报告显然对日本外交政策产生影响，3个月后即10月23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长时间以来，因对战时侵华行为缺乏责任感问题，日本一直保持一种对华“软弱”的姿态，“但现在到了发展一种更为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了”。町村信孝说：“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虽然不总是这样——倾向于认为日本最好是服从中国所说的每一件事，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一种低下的姿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说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

[31] 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为了惩罚科任托斯王、暴君西绪弗斯（Sisyphus），罚他死后在地狱把巨石从平地推到山顶，但当他将要把巨石推到山顶时，巨石又滚下来，又得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止。参见梁德润编著：《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