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联对敌舆论斗争14年 （2）

“铁岭绝岩、朔风怒号”的传播环境

抗联报刊在被封锁的抗日游击区中缺油少墨、印制困难，虽指战员传阅方便，但对外发行工作异常艰难。1932年7月，绥宁中心县委创办的《绥宁报》曾靠群众以进山采药、进城卖山货为由散播，此外只能依靠秘密交通线、“地下”交通站完成，如1934年4月吉东局创办的《吉东战报》即由公开身份是列车员的“交通员”钟子云传递。1936年日伪报告称：“匪贼间的联络，经常是使用密探来担当此项工作，密探原则上不变动”，这些“交通员”常投宿在朝鲜族群众家里，因为“投宿在旅馆和满人住宅，会经常遭到官宪的严密监视和频繁的检查”。与伪装成商人或农民的“交通员”穿过敌占区完成口头情报工作相比，报刊传布难度可想而知。

在日伪多次“讨伐”中，抗联报刊常被“查获”。1939年日伪报告称：“南满省委又于抗联一路军总政治部内设中国报社，以中国报为机关报，热衷于煽动、激奋士兵及群众之抗日情绪”。在其“查获”的第101至116号《中国报》上可见报道内容的战斗性，第106号中说“日本军实为豆腐军，满军乃供应我军武器弹药之部队”；第107号刊发《三个月内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队伍战绩惊人》、《常胜的红军老将贺龙将军一战击溃日匪两个联队》；第111号报道日本国内反战运动和经济危机、中国关内抗日活动等消息。此外，抗联注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伪满军警、尤其是“朝鲜族特别工作队”开展舆论攻势，把普通群众尤其是满族、朝鲜族群众作为动员对象，报刊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普照满天红、夺回我河山”的工作信念

在东北沦陷区的“异态时空”中存在的抗联新闻宣传工作与同时期国统区、根据地党的新闻宣传事业有着共同的光荣业绩和政治品格。作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抗联报刊在执行党中央工作方针、提高抗联指战员理论水准和文化水平、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振奋全民抗战意志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联以报刊为主体的新闻宣传工作虽然规模和效应有限，但有组织、成系统，立于坚定的政治立场为工作大局服务。1933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进攻中国，拥护中国苏维埃红军，拥护苏联”，“中央党报委员会须于四月廿日以前刊行‘红五月特刊’，各级党刊亦须准备发行特刊”。1935年5月（哈东）《人民革命报》发表社论《纪念红色五一劳动节》，1938年2月第二路军创办的《前哨》指出办刊目的在于“供给各部同志以各种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材料，所以本刊每期都要刊载一些关于目前实际工作的和革命理论的文章”。6月，东满特委创办的《战旗》指出办刊目的是“宣传党的基本政治任务、策略路线，提高党的无产阶级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领导工作能力”。1940年4月，北满省委《统一》出版“红五月专号”，刊发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文章和诗歌。

抗联领导人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将报刊作为思想武器，体现了革命家办报的精神。1936年7月，杨靖宇为南满省委、第一路军创办的《南满抗日联合报》创刊号写下“南满抗日联合报万岁”。1939年7月，冯仲云主持北满省委《统一》编辑工作。1940年5月，李兆麟在《统一》发表《北满党的统一与小资产阶级反党分子的蜕化堕落》；同月，第二路军创办《东北红星壁报》，赵尚志任主笔，刊发“短论”《纪念红色的五月》以及诗歌、挽联等作品；周保中在“壁报”撰写发表理论文章《宣传问题概论》，结合抗联实际斗争情况阐述了宣传的定义、性质、作用、目的和方式方法等。1940年8月北满省委和第三路军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关于北满地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形势》中谈到党刊《统一》发挥的教育作用时说，“《统一》和《北满救国报》常被拿到基层党支部讨论，使党员理论研究意识高涨”。

1949年5月，毛泽东指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东北抗联对敌舆论斗争纵贯14年，办报活动驰骋大地、气壮山河，所办报刊既是东北人民新闻事业的思想资源，也是人民军队宣传系统中的奋斗篇章。东北抗联新闻宣传工作的精神旨趣、传播策略、动员机制、工作经验将永载于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史册。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东北抗联新闻媒介与宣传机制研究”（15XWC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