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更要牢牢把握新闻传播的领导权（3）

认清西方传媒制度的本质才能不受其迷惑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新闻体制方面也不尽相同。美国与欧洲的不完全一致，日本和美国、欧洲国家在制度设计方面，也有不同之处。但却有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标榜新闻自由，来掩盖利益集团资本控制、操纵媒体的实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不断演进，但万变不离其宗。一方面，尽可能地在技术层面，甚至在法律上保障媒体自由报道、“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力。因为西方媒体发展历史较长，在报道技巧方面比较成熟，其在微观层面上的“新闻自由”表现比较突出，这极具迷惑性。但另一方面，却又通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手法，对媒体实行显性和隐性的控制。一旦媒体的报道，偏离了国家利益，就会被无情地打压和纠偏。

以美国为例。回顾美国新闻史，我们会发现，美国新闻自由的传统，是在一系列与公权力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最终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予以巩固。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对新闻界的干预，一直就没有停止过。2006年美国爆发的政府“窃听门”事件，就给了美国标榜的这种自由一记响亮的耳光。“9·11”事件后，美国媒体为配合政府反恐，在新闻自由的边界上，已经有所收缩。虽然美国媒体报道了关塔那摩监狱问题、伊拉克虐囚事件、欧洲黑狱事件、“电话窃听门”等丑闻，这些新闻报道固然从根本上是美国根深蒂固新闻自由理念的反映，但发生在2006年的《纽约时报》资深记者朱迪思·米勒，因为拒绝向法庭透露一则未刊登报道的消息来源而被指控“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就是一个恶例。还有，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之音”，却不能在美国国内“自由”广播。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它主要针对中国等“持不同政见”的国家。美国的新闻自由，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再看英国，从《世界新闻报》发端的“窃听门”事件，就撕开了西方标榜的新闻自由的底裤。“窃听门”让人们发现，原先应该彼此制约的新闻媒体与权力，竟然实现某种形式的“合谋”。并且，这种“合谋”始终以某种方式存在。这些游戏规则不是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经历各种互动、博弈、纠结之后的产物。这些具体、鲜活而真实的互动、博弈与纠结，也很少坦白明了地出现在新闻自由的教科书里，因为和普世价值的光鲜形象相距甚远，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现实世界，这才是资本控制之下的媒体的自由的本质。默多克惹出的麻烦，恰恰是“窃听门”中显示的，“商业收益”压倒了一切，“社会责任”变成了无限制挖掘各类隐私“合法化”的外衣，“与权力的关系”则通过各种公开或灰色游戏，与权力共谋，为挖掘隐私创建必要条件。这时的新闻集团，这种类型的《世界新闻报》，已经不是媒体，而是媒体化的资本，它实践和追逐的已经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而是资本的新闻自由。

这还是在国内，在国际报道方面，在输出意识形态方面，则不必如此隐秘，其赤裸裸状，已经无须顾忌国内民众的反应了。

联想到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价值坐标和意识形态倾向，我们便不难理解西方媒体“新闻自由”的皮里阳秋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媒体在设置议题、制造话题、控制话语方面，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国人甚至西方民众来说，尤其具有迷惑性和杀伤力。

很多中国人羡慕西方的“精英文化”，但很少人明白那种文化是怎么统治的。西方“精英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话语统治”，而“话语统治”的实质是温柔的独裁。西方世界对“话语平台”的控制有一张严密的网，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包，没有一个环节是疏忽的。话语的流向不是自发的，而是把控好的“人工渠”，是有意识的接力和传递过程，越是高叫“言论自由”的社会，监控机制越严密；这不是一场公平游戏，而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方向。事实是一回事，话语是另一回事，事实不能用来统治，话语却是统治工具。在当今世界，新闻话语早已超出“记录发生了什么”这一功能，而是文明战场的武器--你意识得到，它就为你服务；意识不到，它就成为打击你的利器。西方统治集团早已娴熟话语制作技巧，这是他们征服世界、颠覆敌对国最趁手的工具，所有颠覆活动都是传媒“军团”打前站的，遥遥领先于军事打击、经济渗透。在西方，这些直接关系统治集团生死的活，都是由极少数人垄断、专权，实行看不见的独裁统治。而媒体所标榜的自由公正的“普适价值”，不过是夹带私货的糖衣炮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