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形成与确立的历史考察（5）

五、“四个全面”的形成、确立及定型与定位

通过对“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提出、形成和确立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整体的“四个全面”的形成、确立及定型与定位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一）“一个全面”的自身演进和定型

“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然“全面深化改革”在1988年即提出了，但考虑到其当时的具体所指仅为经济体制改革，所以未将其作为第一个“全面”）。由于其具体内容的演变，如果追溯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早提出于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如果仅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讲，则初见于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此时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涵基本等同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次见于2012年胡锦涛7月23日的讲话（此时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涵已接近于中共十八大报告），正式形成和确立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

（二）从“一个全面”到“三个全面”

“三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都是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和确立的，只是具体表述在此后又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和定型的过程。其中，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具体表述在中共十八大上已经定型。第二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其具体表述则有一个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演变过程。第三个“全面”即全面依法治国，其具体表述也有一个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的演变过程。“三个全面”概念，首见于2014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就《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草案）》所做的说明中。［30］

（三）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

从“三个全面”到“四个全面”，第四个“全面”即全面从严治党，其具体表述也经历了从“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演变过程。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12月，他在江苏考察调研时进一步明确使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表述，而且将其与先前提出的“三个全面”相提并论。此时虽仍未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概念，但“四个全面”的内容已经正式形成。所以，不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公认“四个全面”是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最早正式提出的。

（四）“四个全面”表述的定型与定位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调研讲话以后，又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并于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首次明确使用了“四个全面”概念。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31］这既标志着“四个全面”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四个全面”表述的定型。

“四个全面”正式形成和确立后，习近平又对其作过多次阐述，其中有些论述直接涉及“四个全面”的定位问题。2015年1月16日，他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时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32］1月19~21日，他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用“四个全面”“引领各项工作”。［33］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又说：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34］3月29日，他在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时又指出：两年多来，我们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方略”。［35］4月28日，他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指出：“四个全面”的提出和形成，“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36］习近平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四个全面”是我们正致力于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抓手，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方略，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