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构建的学术资源问题（2）

当下语境下的“中西”问题

自西方社会科学引进中国之后，中西关系就一直是纷争不断的话题。我们的讨论把它置于当下语境所突显的问题意识之下。

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诞生于西方，其土壤是在欧洲最先开启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并在其后的现代化、信息化的进程中不断有新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世界”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学习、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源型”的性质和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丰富的社会思想甚至是社会科学各种“学”的基础，但只有经过外来理论的激发，才能完成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升级改造和转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开始引进、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以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学术先贤们做了很多消化、吸收以及中国化的工作，但这一历史进程也发生过中断和挫折，形成我国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水平落后的局面，所以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赶快补课”的任务，其中就包括勇于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精华的工作。应当说，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还很不够，特别是在浮躁学风的影响之下，虽发表了大量研究西方理论的论著，但多限于浮皮潦草。

必须指出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出现了被称之为“硬性西化”、被西方话语统治着的局面。“以西代中”、“以西释中”、“以西律中”大行其道，在某些学科领域中国的社会科学已经没有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踪影。许多学者对此表示严重担忧。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体制机制上的硬性“西方标准化”的要求和激励政策。我们常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落后于实践，还应当补充说在错误的体制机制下理论研究同实践是拧着劲的。这种情况不改变，不但不利于社会科学发展，而且也存在颠覆我们民族基本价值和信仰的国家安全风险。还需要指出的是，从世界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看，马克思的学说奠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真正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但在现实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中西方“大师”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马克思的理论则被淡出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

针对这些倾向性问题，一些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解决因文化自主性缺失而导致的到别人那里“认祖归宗”的自我轻贱、自我毁灭的问题。从学术生成史的角度看，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产生同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情境相连，用来解释中国的事情首先就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中国的本土文化、本土学术、本土概念，在表达和理解中国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景天魁《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另外，以始发于西方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标志性事件，表明西方理论所支撑的“历史终结论”制度神话已被打破，西方理论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上已越来越难有作为，更不用说解决别人的问题。而中国的崛起是以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创造的历史奇迹，内含着中国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基因，我们完全可以基于自己的经验和思想理论资源创造新的话语体系和形成自己的话语权。与“西学”以“主客二分”为主的研究范式不同，“中学”具有自己把握世界的科学特点，形成了贯穿理念、规则和信仰的精神链条的独特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我们不能用“西学”的标准和术语来否定“中学”的科学性，而且正如西方有识之士所说的那样，解决未来世界的问题要从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学”那里汲取智慧。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不重视自己的学术传统，将失去梦想和智慧之源。

但是我们在克服上述不良倾向时，决不能再持要么奉行抛弃传统的西化主义、要么奉行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的中西对立的学术立场，而应当走会通融合、取长补短、相互涵化、综合创新之路。也必须指出，中华文化自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因此，在我国的学术发展中“排外”不会成为主导倾向，最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排内”，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是把自己的宝贝当垃圾。构建“中国话语”，我们可以从我国高铁发展的模式上得到启示：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洋为中用，自成一家。只要采取开放、自主、自觉的态度，经过艰苦努力，我国的社会科学是能够创造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