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构建的学术资源问题（3）

“中国话语”构建的词语载体

构建中国话语的概念体系需要借助已有的学术文本词语。不过，虽然我们确立了中西兼容互补的原则，但真正从话语语言上把两者统一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正像中医的“心”、“肾”等概念同西医的“心”、“肾”概念不是一回事一样。费孝通先生曾指出过这一点：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识社会的概念“正是今天的社会学方法掌握不住、测量不了、理解不了的部分”（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认为在操作层面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加以实现。

一是本土概念的提升。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用“小康”概念表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讲道：“‘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除此之外，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道法自然”等词语经过现代转换仍可成为具有生命力和当代价值的“中国话语”的组成部分。再如，赵汀阳教授把握中国原典“天下”一词的精义，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带有不平等含义“帝国体系”的“天下体系”概念，这就是对时代问题作出积极回应的话语建构。

二是西方概念的中国涵化。我国现行的社会科学概念体系是以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些概念体系可以提供科学论证的假设前提，但却需要通过检验过程明确其是否具有适用性、真确性和对其进行修正与完善，并达成中西涵化之效。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我们对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文化自觉”概念耳熟能详，却忽视了费老晚年对社会科学安身立命的“社会”概念进行新阐释的独特贡献。作为科学范畴的社会概念源自西方，但由于陷入“主客二分”范式的泥淖之中，无论是重社会的结构主义还是重个人的行为主义，都不能对社会提供圆满的解释。后现代主义对经典社会学做了许多颠覆、解构工作，但在对社会的科学解释上仍无大作为。费老凭借学贯中西的厚重学养，破解了西方社会学的迷思，他把“生活”引入社会概念的内涵，返璞归真地提出“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是“群体中分工合作体系的总称”，“目的还是在使个人能够得到生活”。把“生活”纳入社会概念，对于当今中国和世界均以提高人的生活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诉求来说，提供了重要的概念解释框架。费老虽然仍在来自于西学的“社会”概念上“筑巢”，但经过中西涵化后，它已经是中国化的社会概念了。

但是，借助中外学术资源构建中国话语，往往会出现中西词语相互纠缠的情况。比如，“小康”是本土概念，但“小康社会”就是中西合璧的概念了；“天下”是本土概念，但“天下体系”同样是中西合璧的概念。在中国近代百余年的中西学术交流史中，这种中西概念相互交织缠绵的状况成为实际存在的过程，但需要防止的是“以西律中”，用西语抹煞本土术语的丰富内涵。

三是对“草根”话语的提炼。这是为论家所忽视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是推动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生活是概念形成之源的话，那么作为生活和实践主体的普通草根大众之中则蕴育着巨大的知识能量，特别是互联网正在构建一个“人人社会”，“沉默的大多数”有了更多发声的机会。一位西方学者就提出，“普通人的共同语言逐渐被视为语言创新的主要场所”，“应该在共同生活中以及普通人的声音中寻求真理”。因此，从事知识生产的学术精英的眼光不仅要盯着“庙堂”、“学堂”，也要面向“山野”；不仅要关注主流学术的“大传统”，也要关注草根的“小传统”。“小传统”并不小，有时草根的话胜过“大师”洋洋万言。草根话语“文本”有两种表达方式：“语言文本”和“行动文本”。后者即用行动所发的声音。例如，面对社会功利化倾向，在普通老百姓中通过“诵经”、“拜孔师”等行动发出回归传统文化的“话语”。再如，在普通老百姓中出现的养生、广场舞等健身活动以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休闲旅游热潮和志愿者行动及互联网所推动的大众社会参与行动，都表明人们的生活诉求日益扩大，因此需要建立超出日常生活概念、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活”概念。这种“行动话语”同时也表明，构建中国话语并不是单纯构建“知识”，而且也必然包含实践性、价值性的新建构。

（作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