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谨：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对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性（2）

“浮躁”大概是当下文学艺术创作中最致命的问题了。而导致艺术家浮躁的原因有很多。从文化部门的角度来说，导致浮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没有给那些潜心创作的人创造一种好的机制的保障。所以，近年来，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以来，为了给潜心创作的艺术家们提供一个好的制度性的保障，文化部推出了很多的改革措施。

我所说的没有制度性的保障指的是什么？比如说，很多年来，文化部为了鼓励创作，有文华新剧目奖。文华新剧目奖刚推出的时候是给最近一两年创作的作品的，相关部门马上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但这不光是文化部的问题，包括“五个一工程奖”等也有类似的问题。大家知道，剧团在八十年代后期的市场上出了问题。剧团要发展，怎么办？它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资助，所以它要给政府有所回报。原来的剧目是给人民看的，后来就变成了给政府的回报，而给政府的回报的最好办法就是要获奖。与此同时，文化部门所有的奖项都是鼓励新剧目创作的，因此剧团只能把它大部分的资源和精力都用在了新剧目的创作上。创作完了、获了奖就丢在一边，再也不要看了，然后接着创作下一个剧目。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这个现象。我觉得我们的文艺创作就像狗熊掰棒子一样。

其实，戏剧创作和文学创作、美术创作是不一样的。美术创作是画好了画以后就完成了，文学创作也是小说写好以后创作就完成了，但戏剧不是这样的。新剧目创作出来以后，要不断地演出才能体现出价值，而且大部分的舞台艺术作品是在演出过程中不断完善、修订，然后慢慢成为精品的。历史上优秀的戏剧作品没有几个是一出来就成为精品的，很多的经典剧目都是经过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成为精品、经典的。因此，像戏曲这样的样式是需要慢慢地磨砺的。而当我们的文化部门的鼓励措施仅限于新剧目的创作的时候，就带来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导向——促使或者诱导剧团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用在速成的剧目创作上。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文华新剧目评选以来，全国2000多个剧团一年创作3000多个新剧目，但大部分都是废品。其实，这不能全部怪剧院，主要是与政策导向有关。本来是好事，但奖项设置出问题时，就会变成坏事。近年来，尤其是2014年以来，文化部作了调整，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终止了各种评奖。2015年，文化部一直压缩各式评奖，目的就是为了给剧团更宽松的时间，使其有更充裕的时间和更从容的心态去寻找好剧目。文化部还推出了艺术基金。这些政策会使文艺界渐渐脱离原有的急功近利模式，好让艺术家有充分的时间打磨作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精品。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一个要点，也是文化部这几年政策调整的方向。习总书记讲话后，文化部更加坚定地推进制度性改革。当然，不是没有阻力，有很多剧团一时不解，难以接受。但文化部的态度很坚决——不是说不要评奖，而是评奖机制须有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

评奖改革只是制度性改革的一个方面，文化部还推出了其它政策。2015年，所有的政策都对那些潜心创作的、长时间打磨精品的剧团和艺术家给予鼓励。这个非常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里，大篇幅提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问题。处理这两个“效益”的关系使文艺界陷入两难的境地，这是因为关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不能统一起来，怎样看待二者的关系”的问题，一直有争论。文艺座谈会的第二天，有家报纸以“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为标题作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确实谈到过“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但有些同志片面地认为，习总书记对市场有比较多的质疑和否定态度。其实，完整地看习总书记的讲话，就知道他不是这个态度。改革开放30年来，文艺界摆脱了片面追求社会效益的局面，不再把文艺简单地视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开始认识到市场是老百姓审美趣味的特殊体现方式，因此才对市场的价值和作用有了更积极的认识，进而才有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艺繁荣。

尽管现在文艺界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客观地来看，现在的文艺比（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部分时间更多，老百姓也有更多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去欣赏。从单位时间来看，今天的社会里面每一个人每天用在文化娱乐说的时间大概是以前的好多倍，这证明我们文化丰富了，艺术繁荣了，至于怎么出现精品、怎样出高峰是另外一个事。我不认为我们（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有什么高峰。我也是看着、听那些东西长大的，坦白地说，我不认为那个时间的大部分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戏曲领域有一个样板戏，大家对样板戏的评价很复杂。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认为样板戏艺术非常精致的，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如果让我选择年代，我一定选择今天，而不是选择出现样板戏的时代，今天能够看到多元的作品，不同的审美趣味可以得到满足，这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有利于我们时代的繁荣发展。

怎么去处理好两个效益关系？这是习总书记给我们提出了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只有同时处理好两个效益的辩证关系，我们的文艺政策才有可能健康。

我们这个领域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十几年前的新一轮文艺体制改革对于艺术界产生很多的震荡，改革的过程很复杂，我参与了改革政策的制定及其推进过程，所以感受很深。全国上上下下很多剧团有很多批评，有很多抱怨情绪。因为对这轮改革不满，比较容易滋生出一种倾向——对于市场本身的抵触情绪、对于市场化的抵触情绪。很多人批评我说我鼓吹市场化。我想，文艺是需要有市场的。其实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市场，我们所有的作品——即使是最优秀的作品的社会效益都无从全面体现出来。所有艺术作品体现社会效益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市场来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花木兰》《功夫熊猫》是为了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可是这两个作品也可以说明习总书记谈的另一个问题——社会效益问题。我们知道，美国人通过好莱坞电影传播美国价值。我们可以不认同美国价值，但我们一定要虚心认真学习美国人如何用市场化的方式传播美国价值，这是好莱坞最成功的地方。我们只有学会如何用市场的方式传播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真正获得成功。所以，一定不要把市场看作坏东西，不要看成是我们的对立面，一定要客观地认真地看市场。

当然，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得很深刻，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我在习总书记讲话以后写了一个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优秀的文艺家从来都是市场的主人，不是市场的奴隶，因为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艺术家都在引领着观众的趣味，都在观众读者的前面，不是后面，他们不是市场的奴隶，而是市场的主人。人类历史上大部分的优秀文学作品都是在市场化的环境里面产生出来的。市场化的环境，当然会使很多人走向堕落，成为观众的“尾巴”，但优秀的文学艺术也有能力驾驭市场，有能力成为时代审美趣味的引领者，这要看我们文艺家自身的修为。出现坏的作品不是市场的毛病，是艺术家本身出了问题。

我们经常讨论这样的问题：怎样学习总书记讲话来提升自我，怎么样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中有适应能力，怎么样能够坚守自己的艺术理想，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有核心价值观的艺术家。我想，这就是学习总书记讲话的一点粗浅的体会：传承民族艺术，做好制度设计以及辩证的认识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简单的看法，请大家批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