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2）

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与问题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儒学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外来学说三种思潮并存的局面，不同学派和观点百家争鸣，相互碰撞、借鉴与交融，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建设的繁荣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文化各个领域居主导地位，但更加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财富，同时广泛吸纳借鉴外来学说中的营养，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涵更加丰富，更具活力和包容力。同时，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马克思主义学派也不断面临着来自外来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路向的冲击和挑战。新儒学在强劲复兴过程中，一方面不断借鉴外来文化，普遍肯定科学和民主价值观对中华民族存续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参照西方知识范式，通过论证传统的知识合法性，来论证传统的价值合法性。[10] 另一方面，近年来新儒家的不少新人不断主动强势出击，试图从价值观和知识体系等各层面挑战西方话语体系，如以“天下观”、“天人合一”、“民本”、“正德、利用、厚生”等传统观念和概念，挑战西方语境下的国际关系理论、主客两分认识论、民主思想及及政治合法性等。[1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临来自马克思主义和新儒学日益上升的双重压力，西化思潮和学术观点在意识形态层面，已失去从大视角以大尺度立论发声的政治条件和社会舆论环境，但在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领域，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外来文化和学术观点仍十分活跃，在经济学等应用学科中甚至居主流地位。

当前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文化生态格局，总体来说是比较健康的，文化发展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均得到较好的体现，符合文化发展进步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克服了以往教条主义的许多片面认识，与国情联系更加紧密，更富于中国特色和创新精神。当前文化生态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具备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优秀成分的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壮大。对外来文化，尽管依然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的现象，但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建设层面，形成了较好的免疫意识与鉴别能力，应该说当前外来思想学说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影响，积极作用是主流。

中国文化建设的繁荣进步，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这也是中国智慧的一大特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强调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融、主客同构，“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分析型的智性逻辑的清晰”，是一种“审美型”智慧，[12] 有一种“诗化精神”。[13]与这种思维方式直接相关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即重“求同”，“通而同之”，通过“求同”来保持和壮大自己，“经常是以自己原有的一套来解释、贯通、会合外来的异己的东西”。这赋予中国传统文化很强的包容性质，“使它能不断吸取融化各家，在现实秩序和心灵生活中构成稳定系统”，形成中国智慧的一大特色。[14] 秦汉和唐宋儒学对道、法、阴阳和佛教的吸收同化，是古代中国文化转型发展的鲜明实例。在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融推动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这种特点表现得更加突出。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也有其弱点，即以主客不分的“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少有认识论与方法论，更缺少演绎法，具有“直观性、朴素性和模糊性的特点”，断语、格言比较多，也比较精粹，富有深意和诗意，但不重逻辑论证，“即使有论证，也多系形象性的比喻、类比、类推，有时也有些归纳法，但很少逻辑推理和演绎法”。[15]中国古代许多领域技术先进，但科学不发达或不甚发达，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没有重要地位，与中国传统文化不重逻辑思维和偏好审美与道德的特点有很大关系。这是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在认知领域落后于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中国智慧所特有的包容性，使中国人比较善于吸纳学习外来优秀文化，把它与中国文化融汇贯通，缩小与西方在文化与科技方面的差距。

近代以来，中国从西方引进的优秀文化中，除科技之外，意义最大的莫过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大超越任何其他西方学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使中国学会了科学地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演变规律。事实证明，掌握了科学的思维规律和方法论，中国人在逻辑思维和发展科技发面也很优秀，不仅产生了大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而且与中国思维的包容性传统结合，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成功走出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赶超之路。当代中国人形成了一种中外古今合璧的复合型思维方式，比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更加全面、立体、严谨，比一些外国思想更具全局观和战略眼光。有容乃大，善取古今中外之精粹，兼收并蓄，既是中国智慧的重要特色，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对这条经验，本应珍惜并发扬光大，但近年来文化领域却存在一种相反的倾向，即在中外文化之间搞门户对立，比较突出的有这样一些问题。

（一）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层面不适当地拔高中国传统哲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天人合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综合型辩证思维的特点，这种思维对人类当今发展的积极意义不断上升，而西方分析型思维的局限性不断显露，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长远看优于西方文化。此说近年来已蔚然成风。不幸的是，这种看法虽然迎合了民族心理的某种需要，但存在很大的片面性。而且实际上不仅将西方哲学、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了中国文化的对立面，且不说政治上是否可取，单从学理上讲，就很难站得住。

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包含不少宝贵价值，但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天”与“人”始终存在“某种不确定的模糊关系”，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模糊性的特征。[16]“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原始时代，雏形出现于西周时代，成熟于战国之际，发展于汉魏之时，到宋明时达到顶峰，明清之后则趋于衰落。[17] 在先秦，孔、孟、老、庄的“天人合一”观多少都带有原始宗教中的天人认同感，既保留了一些人顺从主宰、命定的神秘色彩，也多了一些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适应。汉儒的“天人合一”则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立基，“天”实质上是“气”，是宇宙论和自然本体论。宋儒的“天人合一”则建立在程朱理学的人性理想基础上，“天”主要是“理”，“于理为一”，是“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理想，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有本末之别。明儒的“天人合一”则以陆王心学为基，讲的是心性，“人心即天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形而上与形而下融合为一。“天人合一”在中国思想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到明末清初为之一变。明清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兴起反宋明玄学运动，反对讲“天人合一”，提出“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18] 反对天人“于理为一”，在认识方法上开始注意主客关系。后世的戴震，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喊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反对以“天理”窒息人欲，提倡在道德上重视人欲与个性，重视自然知识。[19]

可见，无论是在认识论还是在价值观上，“天人合一”在中国古代内涵并不统一。作为自然本体的“天人合一”讲的是现实的行动世界，而作为道德本体的“天人合一”讲的是心灵的道德境界。[20]就其影响看，“天人合一”思想既给中国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的高远境界，也压抑了人欲与个性的发挥，妨碍了对自然和科学的探索，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优良与恶劣共熔一炉”的特征。[21] 其实，这种特征除“天人合一”外还有许多表现，如中国自古既以“仁”为中心观念，又是一个扼杀个性的国度；既重视伦理道德，又“以理杀人”；既讲“民为本”，又强调“君权神授”；既宣扬变易之学，“有对”之说，又跳不出天子“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限；既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又拘泥于“个人自扫门前雪”的活命哲学；既表“会通”、“中庸”，又长期固守“华夷之辨”的文化自我中心论传统。这些问题在明清之际、近代之前就已经引起中国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这些人成为后世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先驱，“揭开了中国近代召唤主体、个性、人欲和科学的序幕”。[22]

另一方面，认为西方哲学只偏重分析型思维，把综合型思维、辩证思维作为区别东西方传统哲学的分野，是对哲学史的误解，并不成立。偏重实证分析和知性逻辑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但这主要体现于洛克一脉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奠基于康德、造极于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不认为应该用经验主义的拼图方式去看世界。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不是像绘制风景地图那样一点一滴建构的，而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变化积渐而来，满极而变，量变终成质变，质变使一个整体突变为另一个整体。[23] 在思维方式上，黑格尔哲学与“天人合一”反映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相通之处，都注重从整体看待世界的发展变化。从本体论上看，黑格尔哲学与宋明儒家的“天人合一”比较接近。在价值观上，黑格尔哲学与“天人合一”也存有某种共性，都将“天”或“理性”（上帝）与人类寓于同一个运动过程之中。黑格尔称上帝为“过程中的理性”，“理性支配着世界”，[24] 认为上帝不是在世界外面审判世界，而是在世界之中，与世界一同迈进，经过辩证，推动历史进步。甚至在情感心理上，也可以找到黑格尔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似之处。黑格尔憎恶传统宗教，因为宗教是出世的，对天主教原罪观持否定态度，认为人不必等到死后才能摆脱“异化”带来的不安，可以在有生的此岸追求“绝对自由”。黑格尔哲学没有西方宗教哲学的“罪感文化”特征，反而带有某种中国文化的“乐感文化”特征，对现世持乐观积极的态度，鼓励人们在有限中追求无限。[25]

不过，这种相似或相通只是相对的。在思想体系上，黑格尔的尺度要比中国任何一派传统哲学宏大得多。用恩格斯的话说，“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26] 更重要的区别在于，黑格尔将辩证法变成了逻辑，形成了“上升为科学的”[27]辩证逻辑思想体系。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辩证思维的一种朴素形态，但因不分主客、不关注思辨逻辑、不重视总结思维发展规律而从未上升到辩证逻辑的层次，与黑格尔成熟的、被马克思所继承发展的辩证思维方式相比，仍属于前科学的形态。

其实，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上的优缺点及其在人类思维进步过程中的地位，从恩格斯对古希腊哲学的评价中可以发现更中肯的看法。恩格斯给予希腊哲学很高的评价，将其看成是辩证哲学的“第一种历史形态”，因为“辩证法直到今天也只有两位思想家曾作过较详细的研究，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恩格斯指出，在希腊人那里，“自然界还被当作整体、从总体上来进行观察”，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分析”；“这是希腊哲学的缺陷所在”，但“这也正是希腊哲学要比它以后的所有形而上学对手更高明之处”。恩格斯的结论是：“如果说，形而上学同希腊人相比在细节上是正确的，那么希腊人同形而上学相比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28] 恩格斯当然不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否则他可能会将其与希腊哲学一道视为辩证哲学的一种早期形态。如果恩格斯的看法是中肯的，那么在思维方式问题上把中国传统哲学看成是某种高于包括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形态，在认识论上是立不住的，是一种倒退。作为成型的哲学形态，在方法论的构建上，形式逻辑在先，辩证逻辑在后，而从这两种思维方式实际出现的历史过程看，则是先有辩证思维，后来才形成基于形式逻辑的实证分析思维。我们今天了解到的各种文明，其早期都产生过某种朴素的辩证思想，多体现为原始的自然宗教观，认为万物有灵，人的灵魂与万物相通。朴素的辩证思维既不是古希腊人的专利，也不是古代中国人的专利。[29] 辩证思维由朴素形态上升为科学形态后，就同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以及自然科学一样，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无所谓东西方之分。在这个问题上搞东西方文化门户对立，即便是出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初衷，也并不可取。

（二）将弘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与合理吸纳借鉴外来优秀文化对立起来，在中外文化关系上提出一些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主张。如以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反对欧洲中心论，在否定西方价值观普适性的同时宣扬儒学价值观的普世意义，用传统天朝上国的“天下观”去反对西方霸权主义，以狭隘的传统民族主义去替代进步的近现代民族主义等。这些观点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进步取向及中外关系发展大势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意识根深蒂固。《春秋》有“尊王攘夷”，《左传》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夷之辨”和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陈腐观念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到清中后期昭然可见。乾隆皇帝对世界变化孤陋寡闻，对已进入工业革命前夜的英国派来的使臣马戛尔尼大言不惭：“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30]

从“天下观”发展到近代主权“国家观”，本是中国对中外关系和国际体系认识的一大进步。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指出：“不知‘天下’与‘国家’之差别”，是中国人爱国心薄弱的第一根源。[31] 美国著名中国学专家列文森指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32] 梁启超以“小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作区别，又以对“国家”和“天下”的剖析，使近代政治民族主义在中国扎根。[33] 与晚清改良派、国粹派以及前两代新儒家对中外文化关系的理性认识相比，当代某些复古思潮显然是后退了。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求甚解或随意曲解，良莠不分，一并以“国学”之名向社会和下一代灌输。由于本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容易找到滋生的土壤，政治上也不用太多顾忌风险和制约，这种做法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常比外来文化更加隐蔽和持久。还有一种现象是刻意在形式上渲染复古的印象和氛围，让人把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复古划等号，使承继传统文化庸俗化，助长形式主义和华而不实的浮躁风气。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国学”内涵做有益的甄别工作，近代有识之士的主张可资借鉴。“国学”一词出自《礼记》：“家有塾，党有痒，术有序，国有学”，原指在国都办的学校。“国学”的近代通义指“一国特有的学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自日本。[34]晚清国粹派对近代通义之国学提出了新的界定，认为“国学”应指先秦，“即君主专制及‘异族’入主之前，中国作为‘汉族的民主的国家’之学术”，并将其与秦汉以降历代帝王奉为“治国之大经”的“君学”相对立，将先秦儒家创始人与后来“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的“伪儒”相区别。[35]晚清国粹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界分带有反满动机，并不科学，但其从近代民主观念出发，批判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对当代仍具借鉴意义。继承优秀民族传统不是复古，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甄别工作，有批判地继承，弘扬其优秀成分，摒弃其糟粕，强健民族精神。在这方面，晚清国粹派、梁启超和鲁迅等人功不可没。鲁迅一生不遗余力地呼吁改造国民性，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揭露和批判至深至切，代表的是中华民族勇于开辟新路的乐观精神，无愧于“民族魂”的荣誉，被毛泽东视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6] 对于“陶铸国魂”，鲁迅精神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