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过，近代以来，与在世界居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虽是文化大国，但还算不上文化强国。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新兴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加强文化建设，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变得更加迫切。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民族复兴，需要探索一条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一、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它们关系到每一种文化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地位和特色。民族性反映文化生成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个性特征。失去了民族性，一种文化就失去了特色，就丧失了其作为独立文化存在的根基，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就丧失了自我鉴别的标志。“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正是这个含义。时代性是文化生成的时代特征，反映文化所体现的时代主题。一种文化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文化的时代性。中国文化历史上曾长期是东亚文化生态中的主体文化，近代以前没有与世界其他主体文化体系发生过正面碰撞和全面交融，相对独立发展，在世界文化生态中，与西方文化处于同等地位。近代以后，中国在西方文明冲击下走向衰落，中国传统文化由世界主体文化之一降为一种地区性文化，在世界文化生态中的位置降低。中国传统文明败给西方近代文明，表面看是不敌西方的坚船利炮，输在科技实力上，但究其根源，则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近代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不在于民族性的不同，而在于前者属于封建时代的文化，而后者则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在于二者的时代性不同。[1]

任何文化都由三重体系构成：认知体系、价值观（道德）体系、审美体系。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地域性）特征在这三重体系中都有体现，但变化规律不一样。认知体系在文化中处于最基础的位置，其时代性对一种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往往有决定性意义，民族性特征一般从属于其时代性，易随后者的改变而变化。价值观体系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一般都要比认知体系更加稳定，时代性对民族性的影响也没有在认知体系中那样显著，相互关系更加复杂。审美体系的民族特色最稳定，在许多方面并不会随时代性的变迁而发生根本变化，如王羲之书法的魅力和书圣地位历经千年并未有所改变。时代性和民族性在文化中的表现大体有这样一种规律，在认知、道德、审美三个体系中，时代性特征呈依次减弱趋势，而民族性则相反，呈依次增强趋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差距，首先体现在认知体系的时代性而不是民族性上。当西方进入近代工商业文明时代，中国仍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与西方差了一个时代。在价值观体系上，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差异既有时代性的差距，也有民族性的差异，因而这方面的问题要比认知体系更为复杂。

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时代性和民族性对文化发展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中西文化关系问题。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对中西文化关系，“中国社会文化心理趋向呈现出单向演进的态势，即日趋激烈地批判中学而追求西学”，经历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变法维新”的变化轨迹。[2] 进入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发展轨迹折向，社会文化思潮出现双向多元选择的态势。一方面，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进一步发展，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达到一个新的高潮。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旧学深湛的人成为批判传统文化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举“民主、科学”旗帜，倡导“文学革命”。胡适主张在学术精神和学术范式上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和解释国学。另一方面，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独树一帜，把国学、国粹与国魂作为运思的三个基本概念，以“陶铸国魂”为指归，以国学为主体，欲融中外文化之精粹，集倡导独立的民族精神与复兴民族文化二任于一身，影响广泛。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给中国文化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此后的中国社会思潮逐步分化组合为三大路向，即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三者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态势折射出中国文化转型的趋势。20世纪20年代，以一战引起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为大背景，围绕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1920年）和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中提出的“西方文明破产”论，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东西文化观”大论战。在论战中出尽风头的胡适在《文化的冲突》（1929年）中初步亮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而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学也在这场论战中兴起。从论战阵容和结果看，“力主中国文化路向的一派呈相对弱势的位置”。[3] 20世纪30年代，自由派和中国文化路向派之间围绕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1934）中提出的“全盘西化”论又展开一场大论战，胡适在这场论战中正式表明“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引发这场论战的深层背景则是内忧外患、山河破碎、民生困顿与政治腐败。论战的参与者虽主张不同，但都“胸怀拯救国家民族的危局的用心和情怀”。[4]

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开始迅速上升，推动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形成新一轮左翼文化启蒙运动。鲁迅、茅盾、巴金、周扬、范文澜、郭沫若、李达、瞿秋白、艾思奇、胡乔木、费孝通等人在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表达的观点、方法、情感和语境，都显示出这一路向的某些特点，其影响力随着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不断上升。20世纪30年代末以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渐走向成熟。以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标志，马克思主义路向的中国文化思潮渐入高潮时期，毛泽东将其定性为“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5]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发展中上升到主导地位，自由派在改革开放以前基本被彻底逐出中国大陆文化领域。中国路向派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后也不断受到打压，在“文革”极左风潮中更同自由派一道成为批判对象。钱穆、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代表的“新儒二期”只能在港台和海外寻找生存空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出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西化派与传统派也在中国同时再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方励之、《河殇》为代表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发展到一个高潮。但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文化思潮和学术观点虽然在中国文化的不同领域继续发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全盘西化的政治主张全面退潮，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基本上失去了生存土壤。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在中国大陆强劲复兴，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朱伯崑、汤一介等人。港台和海外则出现以杜维明、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等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6]

从近代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心理变迁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转型始终是围绕不同时期的时代主题展开的。19世纪以通过改良方式实现富国强兵为时代主题。20世纪初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为时代主题。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救亡图存、彻底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时代主题。新中国成立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成为对中国文化建设和转型影响最大最持久的时代主题。时代主题的变更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主要动力，推动中外文化交融和不同思潮碰撞。

西学东渐是伴随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转型全过程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外来文化冲击促使中国社会反思传统文化、了解外来文化，在比较中外文化过程中寻找破解时代主题的方法和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那些最不愿正视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的人士，如晚清的国粹派以及后来的新儒家代表人物，也不得不承认吸收优秀外来文化的必要性。晚清国粹派代表人物黄节提出，不能把国粹等同于“本我国之所有”，“本我国之所有而适宜焉者国粹也，取外国之宜于我国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国粹也”。[7] 梁漱溟则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继承并全面发挥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的观点，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8]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使中国文化形态发生了质变。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语境和语言表达形式、学术和教育范式、国家典章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在中外文化的交融中转型，从传统形态转变为中西合璧形态，从中古农业文明向近现代工商文明演进。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后，对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转变作用尤其突出，在各种外来文化思潮中对中国影响最大。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转型并没有使中国文化丧失其民族性。尽管五四运动前后“醉心欧化”的风潮一度很盛，虽然胡适、吴稚晖等人鼓吹“全盘西化”，但在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心理上，居主导地位的都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外合璧的思想和主张，如三民主义，和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些不顾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完全脱离中国文化土壤的外来文化移植尝试，如“全盘西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运动等，均以失败告终。中外文化交融也没有妨碍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反而在20世纪上半期孕育了一大批学贯中西、享誉国内外、令后人仰止的学术巨匠，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王国维、陈寅恪、陶行知、顾颉刚、吕思勉、陈垣、傅斯年、梁实秋、朱自清等。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把他提倡新思潮的主要意义概括为“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中国文学、哲学、史学、道德、教育等诸多思想和学术领域都做出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开拓性工作，被余英时称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9] 这表明，具有深厚民族底蕴的中国文化绝不会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促进自身进步转型的过程中丢掉民族特色，正如保持民族特色也绝不能阻碍中国文化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更而不断吸纳外来优秀文化实现更新进步一样。这可以说就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转型的规律，也是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断、历久弥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说明，应该辩证地对待中国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不能把时代性与民族性简单对立起来。无视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一味强调民族性，死守传统故旧，将导致中国文化脱离时代而失去活力。而不顾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将外来文化直接搬来移植，则会因水土不服而夭折，不会给中国文化进步带来帮助。只有把时代性与民族性有机统一起来，将本土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融会贯通，才能使中国文化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保持自身民族特色的同时不断进步，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