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 （4）

参考文献：

[1]郑师渠：“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编：《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下卷，第531页。

[2]郑师渠：“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编：《史学论衡》，第530页。

[3]王达三：“中国文化本位之重提与新诠”，千春松编：《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季羡林、周一良、庞朴、汤一介主编《东方文化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2页。

[4]王达三：“中国文化本位之重提与新诠”，千春松编：《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第215页。

[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659页。

[6]王新竹：“注定做不了旁观者”，千春松编：《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第262-263页。

[7]黄节：“国粹保存主义”，《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篇卷五，转引自郑师渠：“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编：《史学论衡》，第522页。

[8]转引自王新竹：“注定做不了旁观者”，千春松编：《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第254页。

[9]转引自《胡适学术文集总序》，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1、8页。

[10]如杜维明提出名噪一时的“儒家资本主义”，对研究东亚文化圈的现代化成功经验影响很大，而徐复观的“转仁成智”说和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以及国内学者张立文的“和合学”，则力图构建打通民族传统理念仁、智、和与科学、民主等外来价值观的理论路径与逻辑体系。参见王新竹：“注定做不了旁观者”，千春松编：《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第249-277页；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1]参见赵汀阳：“天下制度与世界制度的哲学分析”，千春松：“全球化时代的托古改制”，邓曦泽：“正德、利用、厚生：从政治合法性到儒学公共性”，千春松编：《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2007年。

[1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古代、近代、现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13]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页。

[14]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古代、近代、现代》，第127页。

[15]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16]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古代、近代、现代》，第129页。

[17]吴存浩、于云瀚：《中国文化史略》，河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18]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中华书局，1991年，第1000页。

[19]胡适因此称戴震为反抗冷酷残忍的礼教的第一人。参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第1034页。

[20]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古代、近代、现代》，第129页。

[21]吴存浩、于云瀚：《中国文化史略》，第32页。

[22]吴存浩、于云瀚：《中国文化史略》，第32页。又参见夏传才：《十三经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讲第七节；李申：《简明儒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关于戴震的思想，胡适在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戴东原的哲学》中，分析甚为详尽，该著收入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第997-1108页。

[23]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中信出版社，下卷，第22章。

[2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25]李泽厚提出“乐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古代、近代、现代》，第124-128页。

[2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卷，第225页。

[2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卷，第874-877页。

[2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卷，第874-877页。

[29]邓晓芒：《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第128、168页。

[30]梁廷枬：《粤海关志》，《贡舶》三。

[31]转引自张昭军：“儒学与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编：《史学论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下卷，第516页。

[32]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4页。

[33]张昭军：“儒学与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编：《史学论衡》，第516页。

[34]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三联书店，1986年，第3页。

[35]郑师渠：“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编：《史学论衡》，第523-524页。

[3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58页。

[37]江平：“中国法治30年”，马国川：《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77页。

[38]马克思的论述主要体现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卷，第820-840页。又参见陈鲁直：《东西方道路与世界秩序》，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第2-24页。

[39]陈鲁直：《东西方道路与世界秩序》，第16页。

[40]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830页。

[41]李泽厚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西体中用”概念。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古代、近代、现代》，第128页。

[42]陈鲁直：《东西方道路与世界秩序》，第14、18页。

[4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卷，第307页。

[4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5页。

[45]同上，第272页。

[46]同上，第308页。

[47]同上，第297页。

[4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998-999页。

[49]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第85页。

[50]端平二年（1235年），宋理宗诏议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又特别下诏，表彰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与朱熹弘扬“孔子之道”的功绩，称“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同时，下诏将王安石从“孔子庙庭”“黜之”。以上述事件为标志，程朱理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得到确立。参见《宋史·本纪第四十二》。

[51]对此可能会有人持不同意见，仍视理学为国粹，认为“以理杀人”，错不在“理”，在用“理”之人。

[52]马宝汉：《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53]同上，第7、34页。

[54]同上，第17页。

[55]马宝汉：《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第47页。

[56]参见肖智辉编著：《中国凭什么崛起——转型期国民心态实录》，华夏出版社，2013年。

[57]参见方朝晖：“文化习性、社会整合、儒家的现代性”，千春松编：《儒家、儒教与中国制度资源》。

[58]参见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59]江平：“中国法治30年”，马国川：《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第74页。

[60]同上，第75页。

[61]转引自马宝汉：《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