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超：守纪律、讲规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2）

第三个问题，党内斗争工作最激烈时候的情况，在长征中，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中央制定政治纪律和党内规矩。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违反了这个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这是在长征中制定的。

在长征中，通过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被确立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之后，又被任命为红军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后来又成立一个三人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三人团。历史文件叫三人团，一般现在都写三人小组，实际上承担红军最高统帅部的职能。这样毛泽东同志就被确立了领导地位。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年时我写了一篇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中央领导地位的主要依据和重要基础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没有批驳任何人，就是用历史事实说话。从政治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经受了时间的检验的。从组织上，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央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是党内同志，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并没有职位高低之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谁的意见正确就听谁的。毛泽东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比别人更有政治远见，更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更熟悉军队工作，所以在长征那么危急的情况下大家都听他的。再者，就当时担任职务而言，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央军事指挥三人团成员。还有他的从政经验，他五四运动以来就投身中国革命，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各种的政治风浪考验。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后，在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四川西部和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了。当时的情况是，张国焘主张红四方面军南下，向西康、西藏方面退却，他认为那里天高皇帝远，没有国民党军队，要上那里去发展。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认为，要向北，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开创新的革命局面。这是典型的路线之争，当时开了多次会议。当时红四方面军刚从川陕苏区撤退出来，兵强马壮，有八万多人，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大概是三万多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所以张国焘就想要“高价”，要当军委主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在中央负总责，张闻天说我可以把这个职务让给他，毛泽东同志说不行。后来周恩来同志提出，把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给了张国焘，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中央经过反复动员，反复论证，反复向张国焘阐明红军北上的正确性，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只好率领红一方面军中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向北进军，最后打开天险腊子口，进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同志开创的陕甘根据地，很快开创了新的革命局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张学良达成西北共同抗战的政治默契，后来发生西安事变等等。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那么张国焘南下以后，损兵折将，给部队造成重大损失，后来和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组成的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任弼时、贺龙、朱德等，反复给张国焘做工作，张国焘才同意带领红四方面军向北，向陕北方向和中央会师。

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离开草地向北进军的过程当中，制定了一系列的决议，其中一个决议就提出，鉴于张国焘严重违背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违反了这个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纪律。历史也证明，谁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不管你资格再老，不管你功劳再大，最后必然会成为孤家寡人。张国焘就是一个最好的反面教育。

张国焘后来不得不带领红四方面军向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地区以后，中央为了挽救张国焘，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这个时候国共已经合作了，国共合作以后，有一年国民党政府要到陕西中部去祭黄帝陵，张国焘提出他要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去祭黄帝陵，中央就同意了。但是张国焘事前已经和国民党商量好了，所以在祭完黄帝陵以后，本来应该坐车回延安的张国焘，坐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小轿车里向西安方向走了。回到延安的同志汇报以后，中央就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打电报，找张国焘。找到张国焘以后，他说要到武汉去办事，因为他当时的身份，办事处同志也不好拉着他不让他走。这个时候南京已经沦陷，国民党政府首都暂时在武汉，张国焘到了武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就到处找他，找到后又跑了。他后来通过国民党方面的联系，去见蒋介石，正好那天周恩来同志也找蒋介石有事，遇到一起了。这个时候已经国共合作了，周恩来同志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张国焘一见蒋介石，第一句话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现在终于不糊涂了。周恩来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当面把张国焘严厉地斥责一番。后来中央就提出几条，一个是送你到苏联学习，一个是你自己休假，第三，开除你的党籍。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反复地给他动员，张国焘执迷不悟，他说他接受第三条。所以中共中央就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张国焘本来以为，他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负责人，他只要振臂一挥，红四方面军就跟着他过来了，结果没有一个人跟他过去。他的一个警卫排长跟了他几天，一看他要反革命，也离开他回延安了。张国焘以为蒋介石会重视他，但蒋介石根本瞧不起他，说你到戴笠那里去吧，把他交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负责人戴笠。戴笠就成立了特中政治研究所，让他在那里纠集了几个叛徒，派一些特务监视住他们。后来有一段他好像没钱了，经过哀求，让他到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干的时间不长还被人家挤掉。到解放战争时期，他看形势不对就提前到了香港。到香港也难以立足，随身带着的钱搞过投资黄金的生意，后来赔的一败涂地。后来又到台湾，后来当国民党大批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以后，把他住的房子给占了，他只好又到香港。后来美国堪萨斯大学找他，说你写回忆录吧，我们给你预支稿费。在此期间，大概他感到香港也不那么安全，就到了加拿大，结果死在加拿大多伦多疗养院。

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不守纪律、不讲规矩，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掌握了极大的权，老子天下第一，自己说了算，实际上离了党、离了人民，你一无所有。说到这里我举个例子，后来延安时期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当时有些跟着张国焘犯过错误的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批评。有的人受到批评以后心里就不那么高兴，就暗自商量，咱们一起离开延安，到重庆打游击去。这个消息后来被报告上去，就把这些人给逮捕起来了，经过教育又都放了。这些人后来有的在革命战争中还做了很大的贡献，许世友是其中之一。许世友的秘书有一次问他，你是不是当时要拉一部分部队离开？你们知道许世友怎么说？我许世友是什么人，那军队是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能拉走吗？一个人我也拉不走。

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看，任何英雄豪杰，只有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发挥作用，这叫时势造英雄。你说你个人是英雄豪杰，你想创造历史，英雄造时势，那是历史唯心主义，那根本不可能。

第四个问题，建国初期，关于守纪律、讲规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关于守纪律、讲规矩还有很多历史史实。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我就讲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我前面也讲过，在中国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1948年前后，毛泽东同志特别注意牢牢把握党的政策，讲纪律、讲规矩、讲统一战线、讲团结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各路野战军的负责人，司令员，政治委员，说大家从抗日战争以后，各自到各大战区指挥一个方面，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了，来北京开会，咱们聚到一起了，去看看毛主席去。大家见了毛主席，毛主席肯定要表扬大家，鼓励大家。结果一见面，毛主席说，你们可要守纪律，你们谁不守纪律，我就拿你们谁开刀。大家一听，一个个规规矩矩，严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规矩。这是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当院长兼政委的时候讲的。革命胜利了，每个人都认为功劳是自己的，那不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党创造的，不能把功劳记到自己身上。所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各项党的政策贯彻落实得非常利索。恢复国民经济非常成功，土地改革非常成功，抗美援朝取得伟大的胜利。当时中央提出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有些人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是一百分，政治上是七十分，经济上是零分，认为我们不懂经济，结果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很快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一日千里，蒸蒸日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圆满成功，奠定了中国重要的工业基础和继续发展的经济基础。

在这期间也有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典型人物就是刘青山、张子善。用现在的话说叫局级干部，用地方话就是地级干部，当时一个是天津地委书记，一个是天津专员，后来天津地委和天津市委合并了。刘青山十几岁参加革命。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红旗谱》《播火记》这两部小说，都是作者梁斌按照当年他亲身经历的革命斗争以文学化的手法来写的小说。当时南方建立过红军，建立过革命根据地，所以北方党组织也想创造北方红军，所以在华北地区发动过几次暴动。这些暴动后来都失败了。刘青山当时十几岁，大概十二岁就参加过一次农民暴动，暴动失败以后，国民党军队把参加暴动的共产党、革命分子、激进分子都带到一个大操场上，一字排开十来把铡刀，一个一个地把人一铡两半，鲜血在操场上积了很深。当铡到刘青山的时候，当时刘青山十二岁，又黑又瘦一个小孩，刽子手也动了一点良心，一脚把他踢开了，说这小孩凑什么热闹，滚开，就没有杀他。所以刘青山也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也做出了贡献，在革命斗争中不愧为是一个革命战士。

张子善自幼上学，他这个家族就他一个男孩，所以家族供应他上小学、中学，可能是上到师范，他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后来被国民党抓起来了，关到监狱里。家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说你们全当没有生过这个儿子，我要为革命理想而献身。有一个亲戚来找他说，你写一个自白书就可以出来了，坚决不写。就是这样的人，就像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过，“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同志不幸言中。这两个人解放后在主持一个方面的工作以后，贪污腐化堕落。后来河北省一个副省级干部最先举报，举报了好多年，引起上面重视了。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华北局组成调查组，把刘青山、张子善问题一一调查清楚，写了调查报告，走了法律程序，开除党籍、逮捕、公审、法办。最后，处理方案报到毛泽东同志那。我听中央办公厅一个老同志讲，他说刘青山、张子善这个卷宗报到毛泽东同志那里以后，放到毛泽东同志的办公室里。毛泽东同志那天晚上把这个卷宗看一遍，然后站起来，来回在他房间里踱步，走来走去。走那么十几分钟，坐到办公桌前，把卷宗又看一遍，拿起毛笔，看一会儿又把毛笔放下，把卷宗合起来，又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走来走去。如此循环整整一个晚上。要杀两个经历过长期革命战争，现在一个是地委书记，一个是专区专员，他也是于心不忍。但是你不讲规矩、不守纪律，触犯了党纪国法，那必须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杀与不杀之间循环了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毛泽东同志坐下以后，这一次把毛笔拿起来，就画了圈。

所以，守纪律、讲规矩应该成为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也包括每一个群众的自觉行为。就像高压线，其实高压线那么危险，只要你不碰它，对于你来说那完全没事儿。党的纪律、党的规矩，就是高压线，你只要不触犯，你怎样都行，你只要触犯了它，那只好按党纪国法办事了。党纪国法就是最大的纪律，就是最大的规矩。

毛泽东同志每当中国革命建设处于历史转变时期，特别注意守纪律、讲规矩这方面，为什么？因为越是革命建设面临重大历史转变的时候，越是要求我们党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开创新的革命局面。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从红军向八路军转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抓过一个典型，就是黄克功案件。当时红军经过长征聚集到延安，延安成为全国青年人最向往的地方，特别是当时燕京大学的讲师、美国人斯诺秘密地到陕北写了《西行漫记》，用传奇的手法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那种很神秘的情况以后，在广大青年当中引起了强烈地反响，所以当时大批的青年学生投奔延安。延安那些经过长征的老革命，其实也就是二三十岁，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当中，也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外边来的女青年一个个如花似玉，有知识有文化，所以一些干部追求女青年这很正常，革命历来和恋爱联系在一起。其中有一个团级干部叫黄克功，看中了一个女生，叫刘茜。这个刘茜当时年龄还比较小，十五六岁，见了几次面以后，黄克功就说要娶她，要跟她结婚，女孩就不同意，黄克功当场就说你同意不同意？对方不同意，被黄克功三枪打死了。回到窑洞以后，他像没有那回事一样，第二天早上有人到沿河边散步，发现刘茜的尸体了，立即报告上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就开始破案。咱们共产党破案有一个特点，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案情一公布，很快有人报告。黄克功的警卫员报告说，昨天晚上他回来很晚，穿的鞋子上有泥巴，他让我给他刷了一下，他衣服上有血迹。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就把黄克功叫去了，说知道为什么把你叫来吗？黄克功倒很爽快，说知道，犯事了，就一五一十把这个事都说清楚了。后来就把他关押起来不让他随便活动，对他还是比较宽松的，很多战友还都去看望他。他自己刚开始也没有认识到严重性，不当成一回事，后来才看到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他认为他早年参加过革命武装暴动，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参加过红军长征，英勇杀敌，有很多的功劳，会考虑到他的历史贡献，而且他给毛主席、给中央都写了信，表示愿意到抗日前线戴罪立功，战死在沙场上。当时中央就考虑到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国共第二次合作刚刚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中国共产党正在从西北这个局部地区向全国发展，全国的进步青年都在向延安汇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件事？当时中央曾经让延安的机关、学校来讨论。讨论当然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资格老，有贡献，让他到抗日前线戴罪立功，一种认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纪国法不讲人情，法律就是法律。所以最后中央让机关、部队、学校都进行讨论案情以后，决定进行公开宣判。到公开宣判那一天，当时机关、学校、部队都到一个操场上，对他也没有捆绑，然后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来宣判。正在这个时候，远处一个警卫员骑了一个高头大马飞奔过来，说主席来信了。黄克功在台上面露喜色，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来这封信是要救他的命，结果警卫员后来上到台上把信交给法院院长，法院院长看了以后就公开念了一遍。毛泽东同志在信上说，雷经天同志，你的来信及材料我都看了，当此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严峻事态，黄克功违反了党的纪律、红军的纪律、苏维埃的法律，虽然他历史上有过贡献，但是他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关头，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开枪杀人，违反了党的纪律、红军纪律、苏维埃法律，应该判处死刑。院长把这封信当场念给与会的所有同志，教育大家，黄克功一听，当即把头低下去了。这是一个不守纪律、不讲规矩的典型。

所以任何事情对任何人都有警示作用，好的典型我们向人家学习，坏的典型我们引以为戒。政治是不请自来的客人，每件事情都与我们每个人有关，我们生活在社会里面，我们是社会人，不是孤立的人。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历史转变过程当中，毛泽东同志抓了一个典型就是黄克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抓了一个典型——刘青山、张子善，杀了刘青山、张子善，挽救了大批的干部。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了，从农村到大城市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资本家都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京城的干部，所以各种各样的分子怀着形形色色的私心去接近一些领导干部，要把一些领导干部拉下水。通过刘青山、张子善这个典型案例给大家敲响了警钟。这就是陈毅同志说的，手莫伸，伸手必被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