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发展的海外“中共学”

海外“中共学”研究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最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越来越多，国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更加重视，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执政党，因此，要真正对中国问题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就必须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这样，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不断深化，由此导致海外“中共学”迅速发展。

西方学者认为，中共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鲜明，和西方政党完全不同

海外“中共学”形成以来，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西方学者认为，中共从总体上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党，其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鲜明，和西方政党完全不同。俄罗斯学者费奥克蒂斯托夫、季塔连柯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理论工作的中心课题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而此后中共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形成的。当然一些学者也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藤野彰认为，中共十六大党章和十五大党章相比，在表述中“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传统主张被删除。

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中共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及其创新。新西兰学者安琳-玛丽·布雷迪认为，中共通过娴熟地利用传播工具和宣传技巧成功地增强了执政能力。她认为，中共的宣传和思想工作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言的弱化与衰退，在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中共宣传工作依然是体制的生命线；其宣传方法与思想工作吸收了许多新方法和新手段，并善于运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从而缔造了强大而具有现代性的宣传系统，为中共长期执政提供了稳定因素。福克·哈迪认为，中国共产党显示出令人惊讶的适应能力，党的领导能以务实精神对国家意识形态进行重新塑造，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许多西方学者用“权威主义”理论解释中共领导体制

海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及改革、中国经济变化对中共的影响，中共社会治理能力等问题。

英国学者曾锐生用“协商的列宁主义”概念描述中国当前的政治体系，认为中共在面对巨大的社会政治挑战时，通过结合“现实”的要素，使其本质上的列宁主义政治机制更加富有弹性。美国学者邹谠用“全能主义”来概括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全能主义”仅仅指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的指导思想，“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以这个指导思想为基础的政治社会。中国的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渊源是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案，全能主义政治是应付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就必须用全能主义政治为手段。

后来，许多学者用“权威主义”理论解释中共领导体制。凯尼思·莱布丝尔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提出了“分化的权威主义”观点；爱德温·A·温克勒提出了“柔性权威主义”的观点。日本学者冈部达味、毛理和子通过对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比较，认为邓小平时代是走向新权威主义的过程。美国学者郭苏建提出，后毛泽东时代以来的中国是走向权威主义统治的过程。后来，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发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21世纪的挑战》一文，对中国新权威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

还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以及政府机构改革，逐步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型。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

郑永年从中国政治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系进行了阐释，他“将中国共产党置于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试图回答中共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对中共领导体制的变化一直非常关注，并进行了长期持续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