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民战争史研究大有可为（2）

多因素致农战频发

中国为什么是世界历史上农民战争现象十分普遍的国家呢？这与中国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思想文化都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欧洲人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东亚大陆是世界上最为完整而富饶的平原地带之一，而中华文明便产生在这一地区。广阔而平坦的地形，为农民战争的长途流徙提供了充足的空间。经济方式以农为主，为农民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主体人群。国家财政奉行农业财政，为此尽力实行“编户齐民”，将农民分散化，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为农民易于摆脱当地官僚、商人的控制而联合起来提供了制度空间。宗教色彩淡化、世俗色彩浓厚的儒家文化，倡导立贤立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胆倡导，为农民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思想支持。可见，中国农民战争之所以十分普遍，与东亚大陆各种历史因素综合形成的地缘政治具有重要关系。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成因之一，是生态环境与农业财政的长期冲突。东亚大陆虽然十分富饶，但由于靠近大河，常有涝灾，远离海洋的广大内陆地区又常有旱灾，由此造成旱涝灾害经常发生，随之而起的瘟疫也时常弥漫于这一地区。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对农业经济冲击最大者，便是灾荒与战乱。每当灾荒发生时，农业经济便呈现局部崩盘之势，而国家财政也相应大受影响，为加强内地控制、边防建设，政府往往增加赋役，从而造成全国范围内农民群体压力增大，导致某一地区发生农民战争，全国各地一呼百应的情况。

虽然中国农民战争根源于农业经济，主体是农民，但值得注意的是，其领导者却往往是其他边缘群体，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对于这一点，以往的农民战争研究有所忽视。比如秦末农民起义中，项羽为贵族后裔，刘邦为基层官吏；唐朝黄巢为盐贩；宋朝王小波、李顺为茶贩；元朝陈友谅为渔夫，张士诚为盐贩，朱元璋为出家的和尚；明朝李自成为驿卒，张献忠为士兵；清朝洪秀全为秀才。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农民由于依靠耕地为生，国家通过户籍、保甲、税收等政策，将之束缚于土地之上，因此农民群体在流动性及与之相关的见识、能力等方面，都有巨大欠缺。而与之不同，流动于农、工、商、士之间的边缘人群，在不断的流徙中，熟悉周边地理、颇有“识见”的他们，更易于进行造反的组织鼓动，并通过“均田”等农业平均主义口号，招徕农民加入，常出现农民战争的领袖并非典型农民的现象。

农战领导集团不仅有社会空间的边缘群体，而且还有文化空间的边缘群体。古代农民战争往往借助民间宗教发动起义，而这些宗教往往是被政权定为异端的教派。从这一角度来看，农战的思想动员，借助了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的边缘分支。而某些长期信仰异端宗教的宗教人士，在农民战争中常常会发挥引领作用。

此外，古代农战领导者，还有来自地缘上的边缘群体，即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往对于边疆地区动乱的研究，很多时候也简单地纳入农民战争系列，视之为阶级压迫、民族压迫，而主要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这种过于强调从上而下的制度视角，显然无法认识边疆民族战争的全部内涵，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应从边疆视角，从下而上地认识地缘因素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