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民战争史研究大有可为（3）

全面透视中国古代社会

农战史还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权性格乃至历史道路。比如西汉之所以定都关中、继承秦制、大力开拓西北边疆，即与刘邦集团在秦末农民战争中以关中和汉中为根据地、接受秦朝制度、重视西北的地缘政治观念有关。明朝在元帝国瓦解后，并未像同时期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俄罗斯文明那样选择外向型国策，而是选择了内向型政策，大规模修筑长城。这与朱元璋农民军崛起于较为落后的淮河农业地带大有关系：这里处于南宋以后汉族与北族长期对峙的边疆地带，对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压制汉民族的历史充满恐惧，故而倾向于谨守疆域；另外，元帝国拥有的整合农商、商牧文化的丰富历史经验，却对这一地区影响较小。

农战史还有助于考察中国古代的经济实力、军事能力与世界地位。对于中国古代政权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地位的考察，以往经常只局限于正统王朝。其实，未能问鼎政权的失败者，同样也具有十分强大的实力。比如，元末农民军延续了南宋和元朝发展水军、开展远洋贸易的历史脉络，其中，陈友谅的水军实力遥遥领先群雄，而张士诚、方国珍的远洋贸易能力则远超其他农民军，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水军队伍与远洋商队。以陆军为主的朱元璋政权最终取得胜利后，限制水军和远洋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而造成近世中国海洋经略的倒退。即使如此，明代前期仍能短暂出现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远洋航行的空前壮举，明中后期则有民间泛海南洋的热潮。世人皆感叹明代中国的巨大实力与历史机遇，却少有关注元末农民战争所蕴含的更为巨大的历史能量与路径可能。

农战史对于揭示中国古代的文明特征与历史道路，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国内经常发生农民战争，对中国古代政权形成直接的、根本性的冲击，对于中央政权而言，这种冲击较之于边疆战争更为严重。在这样的政治军事格局下，古代中国逐渐形成“内政优先边防”的政治文化，将加强对民众的统治置于边疆开拓之上，一旦边疆开拓成本可能影响到微妙的内部政局稳定时，中国古代政权便采取收缩边疆的政策，以维持内政与边防的平衡，这对中华文明的内向型性格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