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将成经济社会双重杠杆

“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近日成为舆论热议焦点。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目的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从本质上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所针对的是日益严峻的“少子化”趋势及其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遭遇少子化和老龄化双重压力

少子化与老龄化指的都是人口结构的逆向变化，二者相连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不考虑移民因素的静态条件下，导致老龄化的因素大致有两个，一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条件改善等，人口寿命预期延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寿风险”；二是在人口寿命预期既定的情况下，少子化也可能将导致人口结构发生逆转，老龄人口占比大大提高，甚至超过警戒线，威胁到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等。

目前，国际上对少子化的量化标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从研究角度看，笔者认为少子化至少应指“总和生育率”（TFR，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的数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水平（即低于“2.1”）。如果将其转化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8%左右。此外，笔者认为，也可用“少儿赡养率”这个概念来描述和衡量少子化程度，即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一般来说，如果将总和生育率“2.1”转换为少儿赡养率，25%可视为少子化的一个标志。

中国的寿命预期延长和少子化这两个方面都十分异常。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十分迅速，新中国刚建立时人均寿命只有43.4岁，到2015年联合国预测为75岁。相比之下，201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仅为78.3岁，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少子化现象更加严峻：2010年中国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为4200美元以下），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1.53，而当年全球“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总和生育率则是3.08，中国低了整整一倍。与“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4200-13500美元）平均总和生育率1.82和“高收入”国家的1.76相比，中国的数据也偏低。同样，中国少儿赡养率2010年为23.4%，也低于所有三组经济体（“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平均水平。

纵向上看，新中国建立以来，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1965年是生育高峰，总和生育率达6.30，此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倡便逐年下降，到2000年下降到谷底1.48。此后略有反弹，到2015年是1.55。少儿赡养率的下降曲线与总和生育率十分吻合。在50年时间里，少子化现象就变得如此严峻，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少子化高峰还未到来。

西方发达国家靠移民政策缓解少子化压力

长寿风险基本都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同时，少子化也都发生在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数据显示（引自联合国，下同），就总和生育率来看，世界平均水平是2.51，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1.75。比较起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则高达5.10，南亚是2.56，拉美是2.15。而“少儿赡养率”世界平均水平是39.7%，高收入国家是26.0%，撒哈拉以南非洲高达79.8%，南亚45.4%，拉美38.6%。

就总和生育率来说，高收入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少子化国家，但由于移民等原因，在少儿赡养率这个指标上，高收入国家略好一些（26%），其中英、法、美就更好。这或可以解释为，这些国家通过移民政策等手段缓解了由于总和生育率低下导致的少子化趋势。

相较而言，在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中国人口结构急剧逆转，老龄化来势汹汹。60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比例2015年上升到15.2%。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曲线告诉人们，虽然长寿风险导致人口老龄化，但在“一胎化”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少子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推手之一，因此，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便自然而然地提到决策层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