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呼唤社会工程理论与方法 （2）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关问题

吉林大学教授韩喜平探讨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战略意义，指出，“四个全面”应当放在中国现代化布局中认识，目前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发展阶段，经历着从发展导向、做大蛋糕到民生导向，从人治向法治，从不成熟社会向成熟社会的历史转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可助推中国成为成熟的现代化国家典范。吉林大学娄淑华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四个全面”协调发展，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促进、维护“四个全面”协调发展。哈尔滨师范大学段虹探讨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特色，分析指出，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品格、实践本性、价值目标与坚定信仰。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王宗礼探讨了“四个全面”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把以社会为本的治理与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两种思路结合起来，“四个全面”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条件与保障。南昌工程学院教授杨艳春探讨了“四个全面”的哲学底蕴，指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它的唯物论底蕴，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是它的辩证法底蕴，坚持实践第一、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它的认识论底蕴，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它的历史观底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种集成式、整合式思维创新。

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冉鸿燕分析了“四个全面”的方法论，指出把握大局、统筹各方，抓住重点、推动整体发展，掌握规律、顺势而为，洞察历史、把握方向，坚守底线、增强定力是“四个全面”的方法论，值得深入研究。清华大学教授赵甲明指出，把握“四个全面”在方法论上要有两个维度：历史、现实与未来相统一的维度，理论、实践与精神相统一的维度。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是根基，规定着我们向何处去，缺少精神与情怀的维度，理论与实践就无法统一。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刘本距指出，“四个全面”强调各个方面的全覆盖、系统化、整体化，是大战略、大境界，提出了新的课题。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刘进田指出，“四个全面”的价值结构包括四个价值要素：富裕、公正、廉洁、美丽，其价值理想的实现依赖于实践智慧。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张周志指出，“四个全面”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就是从分析思维转变为综合思维，以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思维解决实践问题。东北大学教授郑文范探讨了“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分析指出，“四个全面”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系统回答了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通过创新驱动、打造科技生产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通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取向、完善生产关系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构建；通过加强和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治理公权力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构建；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坚定理想信念、反腐倡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陕西省委党校教授曹飞探讨了“四个全面”协调推进与哲学思维的关系，指出“四个全面”协调推进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即求实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人本思维，其中求实思维解决“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出发点问题，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战略思维解决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如何展开的方法、路径、手段问题，辩证思维解决协调推进的规律问题，人本思维解决协调推进的最终价值归宿问题，只有正确把握这些思维方法，并把它自觉转化为我们的工作方法，才能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陈建兵指出，“四个全面”体现着治国理政的历史思维、整体思维、发展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有学者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目标与举措的统一、破与立的统一、治党与治国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它体现了全局视野、时代高度与世界胸怀。

北京大学教授郭建宁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容、框架、定位等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与框架包括：一、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中国道路）；二、以人民的美好向往为奋斗目标的人民主体论与人民至上理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三、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抓手；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核心价值观），并指出，“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