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美国智库（3）

第三，越反越恐是如何造成的？

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普通老百姓发出了一个疑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在美国主流舆论的长期影响下，老百姓一直相信美国正在世界上从事正义的事业，要把民主、自由推广到全世界去，为此老百姓也显得很慷慨，并做出了牺牲。但如此慷慨的结果却招来了怨恨，甚至招来了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智库并没有给美国人一个满意的回答。然而，在新保守派控制的舆论引导下，美国发起了“反恐战争”。当时要煽动战争很容易，世贸大厦的悲剧激起了巨大的民愤，战火一点就着。在这个时候需要冷静的思考。但是，有几个精英想过：为了反恐，一定要发动战争吗？一定要用航空母舰和远程导弹吗？他们想过没有：美国军队将进入的中东地区，是个有着什么样社会结构的地区？那里潜在的宗教、教派、民族、部落和国与国之间的宿怨，会在美国的炮火下发生什么震荡和剧变？当时反对战争的声音实在很微小，几乎看不到仗义站出来“死谏”的人，媒体一片喊打。

美军几乎是在盲目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进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10多年过去了，恐怖主义反而更加猖獗了。近年来美国智库才有一些反思文章，埋怨当权者太鲁莽、太情绪冲动、太不了解当地的情况了，但他们也没有解释当权者为什么会如此鲁莽？那些应对这种局面负有重大责任的新保守派精英，现在依然在名牌智库里摇唇弄舌，他们有后台，不怕丢了饭碗。

第四，英国女王之问触到了经济学家的痛处。

2008年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后不久，英国女王发问：为什么经济学家没有预见到？这一问，触到了学者的痛处，让他们不知如何回答。

当代的西方经济学非常发达，但如此发达的经济学不但不能阻止经济危机的发生，连预见它大概何时发生也不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西方的经济学门派很多，一般人看不懂，但说白了，主要分两派。一派主张放手让资本家赚钱，政府不要去管，至少是越少管越好。资本家赚了大钱，老百姓自然会沾光。另一派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发展起来的，主张政府还是要管，特别是管好分配，免得社会矛盾过于尖锐。但怎么管？也不甚了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前一派理论越来越得势，很多智库在富人隐性资助下，大力鼓吹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富人减税，压低福利，让工会边缘化。近30多年来，美国顶端富人暴富，底层穷人生活困难，而代表美国梦的中产阶级的收入不升反降，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恶果。

这种新自由主义超越了道德底线，在金融业上反映得最为明显。在资本主义初、中期，银行是依靠工商资本生存的。到了晚期，银行已经坐大，工商资本不得不依赖银行，而金融家对于社会总利润的瓜分到了贪婪的地步，热衷于钱生钱，醉心于虚拟经济，而不是推动实业的发展，这就为危机埋下了祸根。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吹鼓手，不但在国内鼓吹，而且要求世界各国都金融自由化，以方便大鳄自由地抢劫别人的财富。亚洲、拉美的金融风暴就是这么刮起来的。而他们鼓吹金融自由化的旗号却是：民主、自由、平等。智库中的这些吹鼓手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还是金融家的帮凶？

同样是这些学者，当发展中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他们坚持新自由主义主张，坚持“华盛顿共识”，要求采取紧缩政策，放任企业破产，实行私有化，减少福利。而当美国遇到危机时，却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让印钞机加速转动，把灾祸转嫁到老百姓和其他国家头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议论起这种双重标准时都愤愤不平。

第五，对本国的积弊束手无策。

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都是明摆着的，最尖锐的是种族歧视、枪支泛滥、医保和福利保障不公平等。但怎么来解决呢？这些问题积弊已久，根深蒂固，民众天天在喊，政府天天在说，议会无休止地讨论，智库有什么良策呢？几乎没有。黑人青年还在被枪杀，校园还在不断发生惨案，医保问题卡在议会和最高法院，人民似乎只有等待。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写了《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一文，颇为引人注目。但细读全文，他只讲了现象，对根源没什么分析。他希望要有一个强政府，把它放在法制与议会问责之上，但如何才能有一个强政府呢？他没说。文末他说：“归根到底，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并付诸实践。”对于这段话不知其他学者会有什么解读。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