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师道德形象的新定位

原题：现代教师该树立怎样的道德形象

■把教师视为圣人，表面上是给予了教师很高的地位，但用无人可及的圣人之德要求教师，映衬出来的是教师的平凡、平庸。

■把教师视为凡人，淹没了教师平凡工作的不平凡之处，也就消解了尊师重教的必要性。

■把教师视为好人，显现的是教师平凡工作的伟大和独特之处，因而可以为社会各界尊师重教提供合理的情感依据。

现代教师究竟是普通人，还是道德完善的圣人？如何合理定位现代教师的道德形象？这些是广大教师最困惑的问题，也是当前讨论师德话题需要明确的基础性问题。

新加坡南洋大学严元章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些行家对于“人之模范”这个为师的概念，根本就不肯接受。二十多年前，曾经有一位数学教授突然来看我，带有忿忿不平的语气对我说:“师者，人之模范？我教数学，教完就了——哪管他什么模范不模范！”当时这位教授，看来是想让我支持他的议论；然而，我只是对着他微笑，没有表示意见。

不知您是否同意那位数学教授的观点，但我相信，有不少教师会把这位数学教授视为知音。的确，在社会上，人们关于教师道德形象的定位问题，存在明显分歧。不少人把教师视为传承文明、教人向善的精神导师，因而倡导教师必须具有圣人之德，强调教师处处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而在许多教师心目中，自己只是做份工作挣份工资的普通人，凭什么要处处为人师表？这是关于教师工作和师德修养的两种不同认识和定位，我们不妨把前者称为“圣人观”，后者称为“凡人观”。

“圣人观”是中国古代教师素养的总纲

“师者，人之模范”这个命题，可谓“圣人观”的集中表达。这句话出自汉代学者扬雄笔下，是我国古代教师观的经典表述。从先秦时期起，我国就一直不断地探讨着择师的标准问题。择师大抵有两方面的标准，一是道德修养高，二是业务能力强。例如，战国时期我国著名教育家荀子在《荀子·大略》中就明确提出了做教师的四个条件：“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凌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其中，前两条侧重德性，后两条侧重才干。《学记》从业务方面提出了做教师应该具备的条件，如知兴废、能博喻等。到了汉代，扬雄在《法言·学行》中更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命题：“师者，人之模范也。”何谓人之模范？对此，他提出了多方面的具体要求，包括知识渊博、乐教不厌、教学有法、以身作则等。按照现在的理解，这是一个关于教师素质结构的综合标准，内容涉及道德水平、知识水平、教育精神和教育能力等各方面。由此可见，“师者，人之模范”这一命题，是我国古代教师素养的总纲，是择师的核心标准，也是教师专业成长的方向。

中国古代特别强调“师者，人之模范”这一命题，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从社会结构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皇权是社会权力的中心，皇权的合法性源自“以德配天”的逻辑，道德教化是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是维持文化大一统的根基。道德教化是依靠教师来实施的，教师就是代圣人言而教化万民的人，在这种背景下，便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传统，与此相对应，对作为代圣人言的教师，也提出了很高的道德和业务要求。这一点，和西方大多数国家有明显差异。西方古代社会更多是宗教—政治型社会，精神世界更多被教会控制，僧侣教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承担教化社会的责任。相对来说，世俗的教师就只是教人读书识字的“经师”罢了，因而，对其也没有特别高的要求。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社会，强调“师者，人之模范”这一标准，强调教师做一个真正的“人师”，即青年人的精神导师，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在现代社会，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起码有两点非常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古代社会是等级社会而现代社会是平等社会。古代社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我国古代，士（读书人）处在三教九流的首位，被赋予很高的道德优越感和社会地位，而培养士阶层的教师，无疑更是道德文章的象征和表率，处在道德金字塔的尖端。但是，现代社会推崇众生平等观念，主张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职业）具有先天的道德优越性，在社会法制体系中，不承认任何特权公民的存在。这就是说，现代社会不再是依圣人言而生活的时代，读书人更不是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再像古代那样赋予现代教师代圣人言的角色并用圣人之德要求现代教师，恐怕早已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师德标准重心古今有异。古代社会只有少数人受教育，没有专门培养教师的社会机构，教师群体总量比较有限，因而更多采用从社会成员中择优选用的办法。这就是古代社会关注择师标准的原因。古代社会的师德要求，更多是一种择师标准的表述。现代社会建立了庞大的国民教育体系，推行普及教育，师资需求量极大，于是，便有了专门的教师培养机构，青年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和资格认定后，就去当教师。这样，教师有了稳定来源，择师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而教师如何工作，则需要建立专业标准，其中就包括教师职业道德标准。现代社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规范教师做好教育工作的纪律，是关于教师做事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