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中获取启示（2）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都具有博大的吸纳性，相互融合贯通

理论周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包容共通的？

石仲泉：是的。马克思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文化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它有其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性，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观。但是，它为何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首先因为它是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最先进的文化形态。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里，首先是被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即吸收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此外，还有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且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是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当然继承者”。【《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284页；第2卷第310页。】

马克思主义作为这样一种继承了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最先进的文化形态，也说明它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文明有着很大的包容性和共通性。这种包容性和共通性，以及它作为“发展着的理论”的发展性，在来到中华大地之后必然要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相结合，首先要“吸收和改造”那些更能使之发挥“批判的武器”功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才能成为改变中国面貌的“伟大的论识工具”。这既是它作为最先进的文化形态所需要的，也是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

张岂之：我们有五千多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史，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为什么五千多年的文化始终没有中断？原因在哪里？这说明中华民族本身具有文化内在力和强大的传承力。强大的传承力表现在哪些地方？它公正，不偏激，它不排斥对人类有益的文化。很早孔子就提出“和而不同”、“中庸”之道、“过犹不及”，提出要包容，要相互吸收相互学习，这是很伟大的见解。从传承的角度讲，2500多年前孔子能把这些道理用很精练的话归纳出来，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把他讲的话记录下来，几种笔记反复推敲，然后流传至今，到今天的时代我们觉得仍然实用。在孔子的那个时代，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没有偏激性，都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事物，使道家等诸子百家都能对中华民族文化有发展有创造，今天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包容结合。

马克思主义尽管属于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很大差异，但两者都有博大的汲纳性，使它们能够融合相通，而不是互相排斥，或一方吃掉另一方。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遭遇抗拒，逐渐接受，相互渗透，汲纳融合的过程

理论周刊：从实践上看，二者融合或者说结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石仲泉：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与不同文明的冲突相伴随的。自西方文化在近代进入中国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一直在相互冲撞中展开，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个遭遇抗拒，逐渐接受，相互渗透，汲纳融合的过程。

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谙熟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陈独秀还有鲁迅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传统，既有启蒙的呐喊，也有复兴的呼号。不如是，就不可能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在革命呐喊和打倒封建势力、推翻旧世界的革命年代，维护旧制度的腐朽传统文化不能不是主要批判对象。

杨凤城：确实如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传统思想背景下，其创始人和最早的一批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哺育的知识分子，像陈独秀等还是该运动的旗手或弄潮儿。中共成立后不久，又肩起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其侧重批判传统文化的负面。当然，中共成立后，集中精力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并未特别关注文化问题。不过，这种倾向还是时常表达出来，虽然文字不多，但态度是鲜明的。

石仲泉：尽管在当年批判时有某些片面性缺点（在后来的革命洪流中也有过头言词和极端行为），但从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军人物来看，他们在本质上并没有全盘否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还在探寻如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杨凤城：抗日战争时期，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我党高扬爱国的旗帜，动员民众抗日。而爱国主义往往离不开对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认同。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内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张闻天和毛泽东先后发表演讲，从正面较展开地阐述了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评价和立场。1月5日，张闻天以《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为题发表演讲，在指出封建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复古、尊孔、读经、保存“国粹”等等“没有明天”，“必须用全力扫除”、“愈彻底愈好”之后，讲到“旧中国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受旧文化’。”1月9日，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演讲，表达了同张闻天相同的立场，只不过更凝练而已。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943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批语中进一步分析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够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翌年7月，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他再次表达了这样的立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延安时期形成的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上延续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遭到“横扫”，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文革”结束后，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和否定，给理性对待传统文化带来了新境遇，但也面对一个现实矛盾：一是“文革”式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荒唐至极，必须改变；二是“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无法无天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封建传统的沉滓泛起，因而中国依然面临严重的反封建思想任务。所以，必须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和清理。这一认识可谓当年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

但是，“文革”式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毕竟遭到否定，而且伴随改革开放的扩展，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宽松，在民间和知识界，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回归生活或成为研究对象。

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又专门阐述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离开了传统文化便无从谈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随着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不断拓展，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与日俱增，也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无论在民间、知识界还是在政界均呈现蒸蒸日上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