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中西文明精华，重铸新时代成型的新型国家（2）

作为一名受过严格“社会科学”专业训练的学者，费先生对当时舶来“主义”改造现实的做法颇有微词，他十分注重用科学的方法探寻转型的道路，其思考的独到之处在于：

其一，重调查、驳主义。如费先生所言，“虽然中国的许多方面被修正，被新奇的外表所掩饰，但传统的中国并没有过去。…社会结构的本质还是和以前一样起作用。”所以应当通过对历史与传统的既有结构及其当前的变化做细致地考察，以确定近代中国转型的方向、可能性及其限度。进而言之，在费先生看来，“传统派”与“西化派”都犯了一个错误，即，不正视“社会事实”。

其二，从“总体”转型的视角把握诸问题。费先生在青年时期的几篇文章中就已经清晰指出，社会本身是一个各要素密切融合的有机总体，经过数千年磨合的古老中国更是微妙紧凑，他十分赞同彼时来华授课的派克教授的论断，即中国是一个“完成的文明”（a finished civilization）。笔者以为，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化体，其人格类型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明关系（国际关系）等结构要素，确实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深度嵌套关系；这也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的转型与改造必然是一种全面、彻底的转型与改造，而不是某个领域的修补突破或增量改革。

事实上，费先生的主要著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人心秩序与社会结构的双重视角，讨论了“大转型”时代的诸问题，考察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形态与文明（国际）关系等要素及其现实变迁，并尝试指明发展的方向与路径。大体如下：

必须承认，从学术广度与深度上说，当代学者对费先生“差序格局”、“合作社企业”、“土地制度”、“劳工问题”、“小城镇道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等思想要素已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的确，在任何一点上，研究水平都已经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并融入了当代素材，开辟了新的研究视域。若单就研究方法的科学与细致、材料的全面与翔实而言，较之今天学术成果，费先生的著作或许有许多不及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学发展已经超越了费孝通时代。1996年，耄耋之年的费先生曾感言，国内同行几乎无人不了解他研究的用意，今天似乎还有同样的问题。必须承认，在“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我们这些后来者要与费先生一样立足文明历史转型的思想高度研究问题，并不是一样容易的事情。也正因此，在中华文明进入转型关键期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回顾费先生对文明总体转型的思考，以从中寻求当代中国转型的思想养分，这也是费先生思想遗产的意义。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部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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