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中西文明精华，重铸新时代成型的新型国家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以君主郡县、农副经济、家族村落、伦理礼教与册封朝贡为基本要素的“中华文化体”，在1840年遭遇“西力东侵”以来，无力化解新文明的挑战，一时间一败涂地；中国也被迫从“中华文明圈的古老宗主国”降格为“被世界列强不择手段瓜分的国家”，从此，开启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阶段。因此，近代中国史是一部古老文明寻求新生与复兴的历史，是一部自强、革命、改革交织而成的坎坷曲折奋斗史。

经过170多年“彷徨迷茫”、“迫不及待”与“反复试错”，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转型的关键期，一个转型走向定型的拐点时期，一个需要冷静反思历史、平心看待当下、谨慎规划未来的“新常态”时期。在此时期，学术界亟需立足古老文明现代转型的高度，从思想史与社会史两个层面，从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冷静回顾、检讨、反思170年转型各阶段的功过得失，以促成当代改革的共识、框架与路径。其中，梳理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者的学术思想，重新审视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思考与规划，则是当代中国转型学理探索的重要一环，也是当代中国谋求完成转型的必然要求。

对费先生这一辈20世纪初期生人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经历似乎注定是大转型时代最具艰辛的一代。他们的命运为时代浪潮所裹挟而此起彼伏；新文化运动、五四、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历次政治运动到改革开放，20世纪最重大的危机与变革都在其生命中留下了不同程度的烙印；这同时也决定了费先生这一辈学者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时代重负。就他们而言，历史给定的命题主要有两项：（1）1840年开埠以来的时代变局，其轮廓已然清晰，它与改朝换代的“因循之变”截然不同，这是一场从人心秩序到社会体制的巨变；（2）持续近百年的“救亡”事业（自强、变法与革命），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出现戏剧性转机。1940年代后期，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与新中国的建立，这一系列事件意味着中国暂时摆脱外部世界的重负，获得一次重新理清自己的问题，再投入全球秩序的历史机遇，这一代精英的历史使命也由“救亡图存”向“振兴中华”转变。由此而言，费先生等人既要彻底完成前人“救亡图存”的任务，更要推动中国历史大转型的完成，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列国时代的强国”，即“振兴中华”的使命与梦想。

作为承上启下的“中坚一代”，费先生关注的核心问题十分明确，即，作为一个“世界文化体”的中国，如何摆脱1840年以来遭遇的总体危机，完成文明全面总体的转型。套用其老师马林诺斯基的话说，古老的中国何去何从，“中国怎样适应新处境”，西化、灭亡，又或者更新传统再造文明？这一问题是进入费孝通先生思想世界的钥匙。

在费先生看来，近代中国的转型是一次总体、彻底的“再造”，从人格类型到社会体制都需要重新塑造，个人、家庭、社区共同体、产业组织、国家等社会要素之间的关系要在价值理念与社会体制两个层面重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与其他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殖民地国家不同，作为一种已经成型的文化体，古老中国的形成是积数千年历史之功，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匹配与契合十分牢固，牵一发而动全身。费先生指出，“要为中国社会任何一方面着手改变的时候，一定要兼顾到相关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结果，不然，徒然增加社会问题和人民的痛苦罢了。”所以费先生认为，中国的转型不能是局部的改革，而是全面的改造。

然而，就如何转型这一问题，当时学者大致有两种主张：从传统的要素中去重塑中国，或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扩张中寻找中国。费先生是两种取向兼而有之。一方面， 费先生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进入世界体系，学习西方文明的精髓；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结构在许多方面已经遭到冲击与修正，更被新奇外表所掩饰，但传统中国并没有过去，传统要素依然在发挥作用，当然若传统要素不能及时调整更新自身，重建一种新的社会体制与人格类型，就可能沦为历史的残渣。因此费先生认为，近代中国要想完成转型，必须同时放弃固步自封的文化观念与西制崇拜的心理，清晰梳理依然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与国家体制的传统要素，正视它们的生命力与“坚硬性”，在“认识老中国”的基础上，融中西文明精华于一体，重铸新时代成型的“新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