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是现阶段的战略部署和实践纲领（2）

二、“四个全面”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总任务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五位一体，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这里已经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得以全面整合和全面推进的原则要求。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重点和全部努力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随着历史性实践的不断展开和深化，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继出现，新的建设任务也相继被提出，并且日益形成一个彼此密切联系的整体。在今天，我们已经能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上述五大建设实际上是内在相关和有机联系的；其中任何一方面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不关系到其他方面，正像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向前推进都不能不实质地要求着整体本身的推进一样。由此可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一个使我们的现代化实践得到全面发展和整体推进的原则要求。“四个全面”不仅高度体现并积极反映着这一原则要求，而且使作为原则要求的总布局在现阶段得到充分的具体化，使之成为落到实处的战略布局和实践纲领。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2]

因此，“四个全面”所突出强调的“全面”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讲：一是这“四个全面”本身构成一个共同的“全面”，构成一个在现阶段被具体化的有机整体。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方面是内在统一的，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在我们现阶段的发展实践中是缺一不可的。就像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不能分离而构成一个整体一样，各战略举措也不可能在其他方面失败的情况下而单独成功。比如说，为了攻取一座城池，不仅需要正面进攻的部队，还需要侧翼迂回的部队和打援的部队，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成败都关系到整体的成败，关系到战役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要言之，“四个全面”中的任何一方面都构成整体的要件，并全面地支撑着该战略部署的整体，因此而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二是这“四个全面”各自也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各自都需要全面地拓展和深化，需要得到全面的理解和阐述。比如，讲建设小康社会，一开始谈论的时候，主要集中在物质财富和经济领域，这可以用人均达到多少美元来做指标。这个指标当然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基础性的，但如果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还要达成许多其他指标。对小康社会的全面理解和阐述，势必包含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以及生态的种种要求，只有当这些要求被综合地满足时，才谈得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样，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任务以前也已陆续提出，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阐述；但当今战略部署的重点是使诸方面构成整体并强调“全面”，这就使得每一方面的实际内容都极大地丰富起来并被引向深入。在这样一种战略部署和实践纲领的视域中，不仅展现了众多相关领域的新内容，而且揭示出当今实践中最为关键的发展点、综合点和系统联系。所以习近平要求对“四个全面”进行“统筹”，并将之称为“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3]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是一般的原则要求，而特定阶段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则要求使一般的原则要求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上被具体化。“四个全面”就是这种具体化，并因而成为现阶段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实践纲领。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是四个全面而不是三个或五个呢？为什么就是这四个而不是别的什么呢？回答是：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进程所决定的，尤其是为这一进程之特定阶段上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无疑从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进程，但这个目标及其与之相适应的举措则取决于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正如习近平所说，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①正是由于当前存在着的主要矛盾，正是为了解决好这些矛盾，才客观地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从总体上规定了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那么，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在实践上面临着哪些主要矛盾呢？在目标确定之后，整个战略部署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第一，它需要新的动力源泉——在现阶段主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获取；第二，它需要发展起来的制度保障——在现阶段主要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来形成；第三，它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动员、组织和引领——在现阶段主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实现。总之，虽然在发展进程中随着情况的变迁会有适当的调整、完善和补充，但“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本身是依循现实的发展以及发展中的主要矛盾而被客观地制定出来的。

“四个全面”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在现阶段的具体化，而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在现阶段的实践贯彻与积极落实。这个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的庄严使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我们国家的奋斗目标，都聚焦于这个总任务、归结于这个总任务。”[1](p.12)

那么，这个总任务与“四个全面”战略所规定的实践任务又是怎样的关系呢？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任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党在长期的历史性实践中积累了无数的经验和教训，因而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总任务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经历若干个阶段性目标的依次实现，才有可能循序渐进地得到完成。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这个意义上，现阶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战略任务，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组成部分，是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性任务。而这里所说的决定性意义是指：只有实现了现阶段的“四个全面”战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才有可能被完成。因此，“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及其实践上的整个展开过程，构成使上述总任务得以完成的现实前提与基础。另一方面，现阶段的战略任务本身，又是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所决定的。就像一个人的行动既受制于现有的前提又为其目的所引领一样，一个战略任务的筹划也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为更高的实践目的所引领。在这个意义上，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的“四个全面”战略，其更高的实践目的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而特定阶段的战略任务，又是为战略地位更高的总任务所引领和指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5](p.306)中国共产党人在当前的战略部署中正是要为中国人民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他们在当前的努力中必须同时代表着这样一种未来，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可见，以“四个全面”为基本表述的现阶段战略任务，是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相吻合、相一致、相表里的；正像前者乃是后者的现实前提与基础一样，后者构成前者的更高目的和未来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