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姚家街道：基层文化的“善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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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姚家街道：从文化惠民走向文化善治

近年来，有着济南“东大门”之称的济南市历下区姚家街道，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转理念、变思路，不仅问需于民提升服务能力，还为广大民众表达意见、沟通对策提供了畅通渠道。面对经济高速发展及城镇化转型中的社会治理问题，该街道通过基层文化建设“以文化人”，走出了一条从惠民到善治的探索之路，也使“文化善治”模式成为发展新常态。

“建、管、用”，盘活文化设施

扭动的秧歌，舒缓的柔力球表演，欢快的合唱……11月13日下午，在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活动室，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开展得井井有条。“从这个页面进入系统，可以查找资源……”在一旁的图书阅览室里，志愿者戴敬亭正耐心地为居民进行电子阅览辅导。“不管是社区居民还是外来人员，在开放日只要凭身份证就可免费借阅图书，还可以在历下区内的图书网点通借通还。”戴敬亭介绍，该阅览室每周二、三、五下午及周六全天开放，为渴望“充电”的居民带来了便利。

据姚家街道党工委书记曾素燕介绍，为打破以往文化建设中一些设施只建不用的问题，姚家街道在历下区文化局的统筹指导下，结合文化广场、文化街等资源，每年开展大型广场演出、消夏晚会、民俗展览等常设活动，还以“建、管、用”三位一体的服务理念，盘活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文化大院等文化场所，真正做到让文化设施有引导、有管理、有应用。

在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外，以文化化人是姚家街道的一个努力目标。失地文化服务中心，本是姚家街道应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问题而设置的就业指导、技能服务场所。如今，除为失地农民创业、就业保驾护航外，一个个文化服务项目也循序展开。对于家住友谊苑小区的居民于启庆来说，来此打乒乓球、下象棋成了他退休后的一个好去处。“娱乐、休闲有了好场所，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还多了些精神寄托。”业余兴趣被调动起来的于启庆，还为中心建设提出了建议——项目门类不妨再多一些、细一些。

文化领跑城镇化建设

随着中国人寿大厦、中弘广场、中铁国际城等一个个重点项目的崛起，姚家街道的巨变有目共睹，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几十万人口从农民变为市民，乡愁何处皈依、人心如何凝聚也成为亟须破解的一道难题。

在雁翔苑小区，一处1000余平方米的“记住乡愁”主题博物馆，从影壁、生活、生产、收获等7个方面系统展示了有关农村生产、生活的习俗，打水的辘轳、做煎饼的鏊子、翻地的耙……一幅幅图片和一件件实物，成了因城市化而“上楼”居民的乡愁寄托。“这些陈列，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记忆。”博物馆里，不少观众在老物件面前触景生情。

在姚家村党委书记张涛看来，城镇化进程中，为居民留住乡土记忆仅是其一，另外，还要关注百姓的心理变化和精神诉求，而这需要文化的作用弥合缺口。“搬进楼房后，人情味变淡了，为把居民凝聚起来，我们通过九月九为老人发放过节费、节假日党员带头串门走访等形式，推动孝文化、楼文化成为常态。借助秧歌队、锣鼓队等日常文艺活动，也促进了相关政策在群众中的有效落实。”张涛说。

以文化领跑城镇化建设，让“小社区”带活“大社区”的思路正为姚家街道的居民带来更多实惠。依托辖区内4所大学和山东博物馆、山东档案馆等资源优势，通过物业培训、军地共建等资源共享活动，不少居民在找到乡情寄托的同时，实际需求得到了解决，幸福指数逐步提升。

文化助力社会治理

赵相汶是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委任的47个楼组长之一，他介绍，自2014年社区居委会成立以来，楼组长通过摸底调查，短时间内组织了健体、舞蹈、太极剑、绘画等不同类别的活动，还带头走访、慰问老人，主动化解邻里纠纷。“作为新建小区，住户来自各地，小区存在着邻里关系淡漠，老人晚年精神生活空虚等问题。”在赵相汶看来，戴上楼组长的袖标，就要力所能及地将“不和谐”因素降到最低，而通过文化引导，让口音各不相同的居民相处得和谐融洽，是他的一个目标。

以文化挖人性、聚人心、促人和的例子在姚家街道还有很多：一个因拆迁连续上访17年的住户，擅长诗文、写得一手好字，因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从一个“麻烦制造者”转化为社区文化活动中的积极一员；一对因习俗差异闹得不可开交的住户，在楼组长的帮扶下，彼此尊重、友好协商……

从文化惠民走向文化善治，进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是姚家街道一直以来的探索。“这要实现三个率先。文化载体要率先，办法要想在问题的前面；文化小康要率先，文化设施不光要建好，还要让老百姓充实起来；文化复兴要率先，文化不仅是唱歌跳舞，还要抓住人心、引导民智、促进人和。”历下区文化局局长李江表示，在政府主导、融合资源协同发展的同时，发挥文化激活人们真、善、美的潜在力量，是社会治理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一环。

济南：“文化善治”在姚家街道的实践

经济高速发展、迅速城镇化转型过程中，社会治理问题突出成了摆在面前的一个实际问题。拆迁、失地农民保障、社区建设过程中，如何人性化地达到善治的目的？“在近年来的基层工作中，通过基层文化建设，以文化抓住人心、挖掘人性、引导民智、促进民和，我们真正看到了‘以文化人’的作用。”姚家街道党工委书记曾素燕说。

高档社区变文化社区

“我以前修飞机，现在教太极。”家住姚家街道名士豪庭小区的赵相汶退休后在社区居委会活动中心操起了“第二职业”。现在他所带领的太极队已经有将近50名成员，社区的文化小广场上每天都有太极队的身影。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主任杨奎香介绍，除了赵相汶带领的太极队之外，社区居委会还组织了健体队、舞蹈队、锣鼓队、合唱团等文艺团体。

记者观察发现，在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综合活动中心内，除了活动室、图书馆之外还设有齐鲁晚报张刚大篷车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这是齐鲁晚报在全省设立的首个社区服务中心呢。借助媒体的力量，为我们社区带来了国学讲堂、剪纸讲座、消夏晚会等文化活动，还出版了我们社区自己的社区报《新姚家》，文化味越来越浓。”杨奎香介绍说。

为新市民留下传统记忆

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姚家街道已经没有一块“闲地”，辖区全体村民都成了失地农民。“当了大半辈子的农民，一下子成了城里人。和邻居的交流少了，人情味淡了，年轻人更是把祖上的东西忘得差不多了。”姚家庄居民洪连凯告诉记者说，“虽然住上楼了，但有种一下子没了‘根’的感觉。”

打水的辘轳、做煎饼的鏊子、翻地的耙、运东西的独轮车……对像洪连凯这样的在农村中生活过的人可以说是再平常不过，但是，对于他的孩子和孙子则是一个陌生的物件。在姚家街道雁翔苑小区，名为“记住乡愁”的农村民俗博物馆中，带着孙子来参观的洪连凯得一件件地向小孙子介绍老物件的用途。

姚家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这个农村民俗博物馆取名“记住乡愁”有一定的含义。“城市化进程中，原来的居民没有了土地，但对于农村生活的怀念和对故土的思念并没有消失。可能以后，这些居民的子孙再也没有机会认识这些农具了。将这些逐渐消失的农村老物件集中起来进行展览，是为了让这些失地居民对故土有个念想，与过去生活还能有情感对话。”

“以文化人”是凝聚人心的突破口

“平房变楼房，不是城镇化。如何让农民变成市民才是关键。”曾素燕表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拆迁、安置、居民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处理不好，基层工作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姚家街道在城镇化进程中也经历了转变的阵痛，因为拆迁和工作、生活方式的转变，引起的邻里问题、家庭问题、社会风气问题，造成居民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社会治理重要的是抓住民心，如何引领风气、凝聚人心？‘以文化人’便是一个突破口。”曾素燕说。

如今，姚家街道下属的7个村(居)都已经建成文化活动中心，辖区内有35支文化活动队伍，2个文化大院成为国家示范单位，居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已经达到高水准。“对于姚家社区这样的经历城镇化转型的基层，近年来文化建设的成果让我们意识到了文化引领民心、凝聚人心的作用。”曾素燕说，“通过一系列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活动的开展，所形成的文化印记让居民‘知书达理’，唤醒了文化自觉的力量。这是基层治理中屡试不爽的大智慧。”

基层治理应加强文化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中国基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比，文化建设虽然稳步推进，但在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远未引起足够重视，许多地方对文化的理解还停留在表层，影响了基层治理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需要引起充分关注。

文化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的特点，因此需要放在治理现代化的高度予以规划，通过提升基层干部的现代管理水平、增加文化性公共产品供给等途径，加大基层文化治理的力度。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就要将文化问题放在基层治理重要位置加以考量，使其成为基层治理走向深入的支点和杠杆。同时，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要重视文化思维——这既包括以文化思维处理文化问题，也包括以文化思维处理经济和政治问题，从而形成“文化软实力”。

目前，一些基层治理看上去并不缺乏“文化”内容，比如一些文化下乡活动、各种文艺团体的成立，等等。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重文化知识、轻文化内涵，尤其是缺乏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诉求，从而造成文化治理的表面化甚至庸俗化。如一些农村文艺大舞台充斥着官本位思想、金钱至上观念以及色情因素，背离了文化的真义和现代性诉求。又如一些地方对于孝道、礼仪的僵化强调，由于缺乏现代意识的烛照，从而导致基层文化建设的盲视。因此，基层文化建设必须穿越表层文化理解，破除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障壁，进入深层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境地，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系统工程。

加强基层文化治理，需要营造现代文化氛围。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展迅速，对基层治理影响深远。不过，百余年时间不可能彻底改变数千年的传统观念与思想。如果不能建立现代文化氛围，别的方面做得再好，基层治理也会事倍功半。没有法治文化建设，再好的法律条文也会被人情社会消解；没有民主协商文化，基层民主就会变成缺乏规则意识的一味退让或利益纷争；没有相互认同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社区治理就会不断呈现“搭便车”现象，志愿者队伍和慈善机构就难以建立。这些都需要通过建立现代文化氛围，以超越传统基层社会的人情至上和人治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基于此，中国基层治理要在理念和制度机制两方面实现突破创新。在理念上，要将文化软实力作为基层治理的重中之重，并将之纳入干部考核评估的重要内容；在机制上，要创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为基层文化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平台和保障。例如，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山东潍坊奎文区在8个街道探索创办7家社区报，以报纸作为平台，强化了“文化软实力”在社区治理中的功用。社区报反映的都是群众身边的人与事，促进了社区协商与自治，同时也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

鲁迅先生曾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们的基层文化建设，既不是以西方价值为旨归，也不是固步自封于中国传统，而是在古今中外融通后的再造，是从人类发展命运的角度所做出的理性思考和选择。这也是中国基层治理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