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没有英雄的国家是要散架的 （3）

1591. 我们军队文艺工作的聚焦点最大可能的贴近战场实战。在战场上政治浪漫主义——比如当年的王明、李德等在湘江战役前后的瞎指挥——是以战士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的。今天有些人将军队文艺创作与一般社会文艺的创作等同，提出什么军队文艺“多元”“开放”以及“职业化”的改革指向，以出“大师”“思想家”为目标，这些放在社会领域，其正确与否姑切不论；但放在军队文艺领域，放在党绝对领导下的战斗力标准的语境下，它危害就不言而喻了。军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托底部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铁的纪律是军队建设最起码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所有理论都要聚焦战场，你可以这样那样说，但前提是要有利于战斗力的生成。你得让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勇向前，这是祖国命运的依托，仅靠“学术逻辑”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1592. 中国长江的国防压力多是由北方压力造成的，而中国长江西端即中国大西南的国防压力则更多地是由中国东北压力造成的。在唐宋以前，中国北方压力主要出自西北，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东南，南北战事多集中在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之后，中国北方压力逐渐由西向东推移，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西南，南北战事也由东南沿长江向西南转移。

1593. 风水观应源于古人类的安全观。人是从猿演化而来的，深山老林是他们熟悉且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地带。因生存斗争被赶到平原开阔地的猿人面临的危险大幅上升，但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在离山地不太远或说山地周围的平原活动有利于迅速撤回到山林，这样的地形相对安全；若平原前面再有可以阻止野兽偷袭的护围河，这时的定居生活前后就有了安全双保险。这种依山傍水的地形后来便被神秘化并由此演化为相应的风水观。

1594. 有人将基督教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将阶级斗争解释为宗教教义间的冲突即所谓“文明的冲突”，认为改信基督教就可与文明接轨并得到西方人的承认，可是，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士们却是在改信天主不久被西方基督徒帮助信奉儒家学说的清兵剿灭的。

1595. 西方曰“加”，东方曰“补”。

1596. 西医多用加法寻求身体平衡，中医多采减法实现身体平衡。

1597. 自从1972年尼克松政府将美元变为石油美元之后，作为国家货币的美元与其所承载的价值就出现二元对立。也就是说美元是美国或美利坚民族的，但美元所承载有资产（价值）却是华尔街私人的，因为支撑美元价值的基础已不主要是美国人民的劳动产品，而是远在天边的他国石油，美国政府为美元保值的任务不再是组织和管理国内生产而是组织军队到海外打仗以保证海外石油以美元交易。交易稳定，美元升值，这样美国就可以从华尔街分得利润，反之，如果不能再打倒一个象苏联那样的大国并以此释放出巨量浮财为美元注资的话，美国政府就必须面对越来越多且可能造成政府工作难以正常运转的“财政悬崖”。自从美国2008年从中亚撤军后，美国就失去了控制中东石油从而为石油美元保值的前提，为此，白宫为美元保值就要“战略东移”，目标显然是冲着中国来的，其目的就是企图从中国这里再获得苏联倒下时释放出的可以为美元保值的巨量浮财。

1598. 今天的美国已不是民族主导的，而是金融寡头垄断资本主导且与美利坚民族相对立的寄生性国家。这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出的“G-W-G′”即货币（德文：Geld）经过商品（德文：Ware）生产进而使其增值的资本总公式，已异化为通过战争（英文：War）而再不是商品（德文Ware）生产增值的公式。“货币没有主人”[10]，资本没有祖国。与托拉斯工业资本不同，华尔街金融资本不会给白宫留下太多的时间，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向美国的一般的“让利”已远不能满足白宫的需求，在独控中东无望、石油美元持续走低的情况下，美国（买办）政府保住美元、留住华尔街资本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再现苏联解体，由此获得使美元升值的浮财。

1599. 如给美国诊断，当为肾虚，国家之肾当为实体经济，肾虚的人自然火大。

1600. 阅读过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间给美国国务院呈写的大量报告[11]的人，都不会怀疑司徒先生真是一个“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12]，但在关键时候却又很“懂政治”的人物。

1948年底，中共军队在辽沈战役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于当月16日给马歇尔写信，哀叹“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实则是阻止中国统一——引者注）的有效工具了”[13]。这时的司徒雷登一抹平素斯文，给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比马歇尔“两分中国”设想更阴险的即“用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的建议。他写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14]

不仅如此，司徒雷登也没有忘记分裂中国西藏。1949年7月8日，他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

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15]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美国及其帮闲反动势力即将退出中国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一点也不善良，他已顾不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这白纸黑字的斑斑铁证。我们通过这些“建议”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大趋势时的阴暗心理：他不仅要使中国倒退到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的乱局，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地位。

事后看来，司徒雷登干的结果显然没有让马歇尔满意。毛泽东说司徒雷登“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16]。为了减小这个“责任”，司徒雷登先生面对无可挽回的失败，却是屡败屡战，干得和想得比马歇尔要求的还要卖力、还要恶毒。这些大概才是最伤中国人民感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