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实中看到真实是十分重要的（2）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拓宽中日历史学术研究的对话空间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关于加强抗日战争研究的讲话中强调，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用“被害”置换“加害”，以“定量”否决“定性”，是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在研究中日战争史时的惯用套路。在中国抗战史的学术研究中，怎样认识史料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

荣维木：如何处理史料与历史真实的关系，我用一个例子说明一下。我参加过中日两国政府主导下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在共同研究中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体会，那就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历史定性，日本学者倾向于史实考证。这就有了如何处理史实与真实的关系问题。举个例子，在讨论中，日本学者提出，在史料中根本找不出日本战时实行“三光政策”的命令文件，倒是有纠正“三光”的命令文件。我发表意见说，这种看法是史实，却不是真实。真实情况是，正是由于日军普遍地实施了“三光”，于是才有了“纠正”的命令。类似的情况，在讨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时候也出现过。由此可见，从史实中看到真实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强调真实的时候，却特别要严谨地描述史实，这是因为，你说了100件史实，其中99件是确凿的，只有一件不确凿，那么确凿的史实也会受到怀疑。

步平：历史学者重视的是历史史料与历史事实，这是历史学的学术原则使然。但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由于学术环境不同，学术经历各异，学术背景也有相当差别，首先是对历史资料的掌握与把握方面存在差异，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史料，是否需要辨误，用什么样的方式分析，表现在思维逻辑、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差别。所以，学术研究层面存在差异和分歧是绝对的，一致性则是相对的。中日两国学者之所以能够对话和进行共同研究，前提是能够就谴责导致两国间对立和造成民众灾难的侵略战争达成一致认识。学术认识的差异，应当在共同研究和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的过程中逐步缩小，所以应当提倡历史认识的跨越国境。

中国的抗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大视野，应走出历史悲情，扩展视野，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视角

主持人：近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国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怎样看待这一情况？

步平：中国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长期未纳入美、英、苏等大国的视野。战争结束后，由于冷战局面的形成以及中国自身的一些原因，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评价仍有弱化和矮化的倾向。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抗日战争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话题开始活跃起来，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历史学者关注中国抗战的重大历史贡献，向国际社会客观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面貌，呼吁正确评价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究其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可见，把抗战放在战后大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思考，特别是结合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才能够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与国际贡献有更深刻的理解。

张海鹏：目前，一些西方学者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和中国的抗战史，转向东方主战场。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写了《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正视中国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弗兰克也组织欧洲有关学者写了一部二战的历史书，主张把1937年“卢沟桥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这说明，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西方学者正在转变他们的观点，开始把眼光转向中国，开始承认中国战场作为二战的东方主战场的地位。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在加强抗战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步平：习近平总书记事实上是提出了让中国的抗战历史认识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话语的命题。这一命题与近年来中国提倡的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作为外交新战略，“命运共同体”意味着相关国家与人民建立休戚与共的意识，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心态谋求共同发展，以求同存异的原则，通过对话与协调，解决认识的差异和增强凝聚力。而作为历史认识，则要考虑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利益日益多元的国际背景下，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让中国的抗战历史认识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话语，既对错误的历史认识加以批判，也要调整我们自身的历史认识，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视角，以此构建国际公平公正的新秩序。

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空前增强的背景下，抗日战争史研究也需要注意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问题。近代中国在抗击列强侵略与压迫的斗争中产生的民族悲情意识是发愤图强，振兴中华的动力，但也是导致“弱国心态”产生的原因。抗战胜利前后的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在办理外交的时候，往往有一些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的举动，那是缺乏大国自信的表现。今天的中国完全摆脱了近代以来的被动局面，昔日的弱国形象已经一去不复返，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正在形成。因此，抗日战争史学术研究也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走出历史悲情，扩展视野，关注作为大国和建设强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

“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如何进行深入系统的抗战研究，您有什么建议？

张海鹏：一是加强领导，协调全国科研系统、高校、党史部门和民间力量，协调海峡两岸的力量，制定抗日战争研究科研规划，提出工作目标，给予经费支持，分工合作、扎扎实实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工作，撰写出版一系列体现科学历史观的学术著作。

二是广泛、深入、全面搜集抗日战争史料，包括从相关国家公私档案馆、图书馆搜集涉及中国抗战以及中国国际关系的档案、日记、书信、公私文书、照片以及影视作品和各种专门著作，分门别类编辑相关专题的文献史料，切实打好研究基础，尊重历史，用历史事实说话，使研究著作建立在可靠可信的史料基础上，成为科学的历史学著作。

三是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国家和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努力为抗日战争研究者搜集史料提供最大方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抗战史料文献中心，建立互联网数据库，方便学者研究。

四是在涉及抗日战争史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开展深入研究，如：日本侵华史、日本战争策源地研究；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研究；正面战场、敌后战场的战略配合作用研究；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空前大觉醒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人心向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战线及文化思想的转变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特别是与同盟国的关系研究；等等。所有这些研究项目都应建立在大量利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产生的史学著作应经得起质疑，具有长久生命力。

五是积极建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国际网络，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加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国际学术研讨，努力扩大中国学者研究抗日战争的国际话语权，争取产生国际学者共同参与的大部头中国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著作。

（主持人：黄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