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5XNI008）；研究品牌计划基础研究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20世纪上半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期”，此间，分别由卢卡奇（匈牙利）、柯尔施（德国）和葛兰西（意大利）等人为代表的西欧学者向第二、第三国际理论家们提出了一个“世纪之问”，即“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直面与回答，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直接理论动因。本文拟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期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归纳为：其一，卢卡奇重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尝试；其二，柯尔施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维度的努力；其三，葛兰西对“实践哲学”之“绝对的历史主义”属性的强调。实际上，这三种回答皆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体性原则和主体—现实性原则（后者的载体是文化—意识形态）。这样的回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纠偏第二、第三国际有机械唯物主义之嫌的经济马克思主义（虽然后者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宿命，但却在借用黑格尔式的人本主义之路上冒着回归到另外一种宿命论（即唯意志论）的危险。

一、 卢卡奇：重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在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成名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48。可见，卢卡奇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或本质，理解为作为方法的辩证法；而且，这种方法还不是自封为“正统”派的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和第三国际某些理论家所说的“辩证法”，而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辩证法思想的正确“发展、扩大和深化”。那么，谁会是这个方向的正确的发展者呢？在稍后成书的《列宁》一书中，卢卡奇做出了回答：“辩证法不是可以机械地运用于一切生活现象的一种终极的理论……所以列宁的实践就使辩证法比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继承时，具有了一种更广阔、更完全和理论上更发展的形式。”［2］103-104“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列宁主义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2］104问题是，到底怎样一种辩证法，才可以算得上是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辩证法”？卢卡奇为何会得出结论说只有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发展的新阶段？在卢卡奇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质方法的辩证法，是总体性的，并因此是社会—历史性的和革命性的。

首先，辩证法应该是总体性的。正如事后他自己总结的，“毫无疑问，《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1］15。为此，卢卡奇甚至不惜“将总体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1］15。也就是说，“总体”实际上具有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第一性意义。所以他说，“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76。因此，“要正确对待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若不比较详细地考察这一方法的创始人黑格尔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是办不到的”［1］42。稍后，他在《青年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中的相关探索应该皆属此列。虽然后来卢卡奇因此一直被视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本人却丝毫没有对此表示后悔过。卢卡奇承认，在自己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让“黑格尔辩证法复活”的做法虽然在方法论上是“谬误”的，但却是“进步”的。这种进步当然是从反对第二、第三国际机械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的。

其次，这种遵从总体性原则的辩证法，一定是社会—历史性的，并因此是革命的。卢卡奇声称，“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1］48，其最根本的方面，是“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1］50。即坚持“摒弃社会结构的僵化性、自然性和非生成性，它揭示了社会结构是历史地形成了的，因此在任何一方面都是要服从历史的变化的，因此也必定要历史地走向灭亡的”［1］100。而我们知道，在社会领域中行走的，不是别的，正是作为主体的人。他甚至因此不满意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说，“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1］50。也正是通过对于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能动性的强调，使得卢卡奇有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美名，与此同时，也具有了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和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嫌疑。而卢卡奇成就这一点主要归功于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物化（异化）和阶级意识问题的探讨。如他自己后来的回顾，异化，“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而且它的理论史的和方法论的根据被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1］17。虽然在哲学上对异化问题的揭示很快使它成了“那种旨在探讨人在资本主义中的状况的文化批判的中心问题”［1］19，并由此开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佩里—安德森语），但卢卡奇自己却认为自己所坚持的社会—历史的方法，使得《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对于异化的考察“与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有着明显的不同”［1］18。因为自己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对“现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是“从阶级的观点中，从无产阶级的斗争观点中”产生出来的，“放弃这一点就是离开历史唯物主义”［1］72。或许，他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列宁思想的伟大之处。

显然，我们可以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质是作为方法的辩证法的上述界定中，看到更多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诸多影子（特别是其关于总体性辩证法本质和异化问题的分析），但如他自己所评判的，“对于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1］15-16更何况，将辩证法赋予社会—历史的场域，进而以阶级意识命题赋予其革命内涵，至少让青年卢卡奇当时走出了一条反资本主义之路，虽然他身上还带有“从黑格尔那里获得来的伦理唯心主义”的“浪漫”［1］3。

总之，《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这一时期卢卡奇的其他论述的主题即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或正统，是辩证法，而且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种革命的辩证法，是总体化逻辑（历史的维度）上的社会辩证法，也即社会的人在既有历史条件下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行动和过程；因此它显然不是只遵循自然规律的单纯自然辩证法的逻辑，而是诉诸主体能动性积极发挥的主体（社会的维度）辩证法的逻辑。卢卡奇之所以要有这样的论断，在理论上，如前所述，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即第二、第三国际理论家的机械（经济）决定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严重误读，会直接延误甚至误导欧洲无产阶级的现实问题，这个现实问题，就是通过革命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因此，从哲学上来看，这个现实问题也即主客体关系问题、特别是主体能动性在当前工人阶级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即当前使得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成为可能的阶级意识问题——辩证法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革命的条件）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这个辩证法（也即卢卡奇理解的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更来自于马克思），既是总体的历史辩证法（理论层面），又是革命的社会辩证法（实践层面）。因为毕竟辩证法直接和当前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即阶级意识的养成，有助于工人阶级正确理解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也即对社会现实的主客体关系有更深入的认识，从而更有利于推动革命行动的开展和成功。如卢卡奇自己所总结的，“我的伦理观要求转向实践、行动，从而转向政治。这反过来又使我转向经济学，转向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1］4，因此，“从黑格尔研究开始，经过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的考察，而达到我今天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尝试”［1］34。也就是说，晚年的卢卡奇依然继续着早期的探索，只不过更加致力于用社会—历史的维度（即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来替代总体辩证法中的黑格尔因素，特别是其唯意志论的色彩，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距离黑格尔更远、距离马克思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