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3）

就像卢卡奇借助于对辩证法的凸显而最终将革命落实到对于阶级意识的强调一样，柯尔施也借助于对哲学维度的凸显而终于将革命落实到意识形态问题领域。实际上，在柯尔施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即他这里所谓“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就“总是把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当做具体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幻想来对待的”［3］35。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 ［3］37-38。在柯尔施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化，是为了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与作为现实的意识形态做斗争。因为意识形态，也是现存秩序的一部分，因此是具有现实性的而非空洞的幻想。这种对于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具体现实性”的强调，如前所述，在卢卡奇那里也有类似的旨趣，不过前者的这一对于意识形态的强调工作是通过辩证法视角中的阶级意识的中介作用来完成的。当然，这种对于意识形态的现实性，而非仅仅在决定论意义上的能动性的大力强调，贯穿并构成了随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演变基调。而且，与卢卡奇类似，对于意识形态的这种重视，是放在唯物史观的范畴中加以考察的，即强调的是其社会—历史属性：“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肯定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不可能不认为哲学意识形态，或者一般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并由唯物主义实践来消灭的现实部分。”［3］38-39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的社会—历史性时，柯尔施必然会涉及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柯尔施虽对恩格斯的辩证法观有所评论，但总体并非如卢卡奇那样贬低恩格斯，而是将其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一起统称为真正的、新的或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总之，如柯尔施稍后在1930年的一个反批评材料中所总结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是“一本关于‘理论上和实践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的书”，该书是“对精神现实的承认”和“主张全面摧毁和废除这些精神现实及其物质基础”［3］55-56。因此，和卢卡奇一样，柯尔施实际上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总体来对待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活的“总体”［3］65。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柯尔施对列宁主义的非哲学、非辩证法和非总体性特征进行了批判分析。

与卢卡奇在通过辩证法完成同样任务时对列宁思想的褒奖态度不同，柯尔施似乎并不看好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解，在他看来，列宁主义“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革命发展开始时发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按其本性不可避免是‘哲学的’，但它却表示了对哲学的完全否定；它在哲学领域留下了一项唯一的革命任务，即通过进行更高水平的详细阐释来发展这种世界观。列宁是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是这样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他看来没有意识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这种‘唯物主义的颠倒’至多只涉及到一种术语上的变化，用所谓‘物质’的绝对存在取代所谓‘精神’的绝对存在。”［3］81“列宁的唯物主义甚至有一个更严重的缺点。因为他不仅取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颠倒；而且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3］81。 也就是说，柯尔施要恢复的哲学，是从观念的辩证的自我运动，到历史的现实的运动，而非物质的绝对运动。他认为，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把握，也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即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俨然，在柯尔施这里，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发展，因为列宁的这种唯物主义“不再是完整意义的辩证法，更不用说辩证唯物主义了。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片面地把辩证法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他们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反映。这样一来，他们既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又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3］82。“他们还放弃了历史存在的整体和所有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并“以一种倒退的形式通过把这个问题变成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更狭义的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而修正了它”［3］82-83。可见，对于列宁主义的反对，柯尔施是基于对其非哲学、非辩证法、非真正的总体性的不满，认为列宁主义是一种从“辩证法到唯物主义”的错误转移，而且“这种从辩证法到唯物主义的着重点转移还有另外一个必然结果”，即“它使唯物主义哲学无法促进经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辩证法中，方法和内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而上述着重点转移的结果完全违反了辩证法尤其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精神，它使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同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哲学和科学所获得的主观结果对立起来”［3］83。不仅如此，柯尔施还分析了列宁与恩格斯的不同之处，他说，“列宁后来的观点乍一看也许像恩格斯的观点，但它们实际上有天壤之别。恩格斯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决定任务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列宁的做法正相反。对他来说，主要任务是坚持和拥护谁也没有严格地质疑的唯物主义主张’”。

因此，与卢卡奇致力于区分马克思早期和晚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和第二、第三国际理论家思想之间的区别不同，柯尔施更多致力于区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特别是后者与列宁思想之间的差异。但他们都求助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黑格尔之源来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状态——辩证法，抑或哲学。并在这一过程中，力主把意识形态当作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来对待，而非当作空想和虚幻，认为这才是真正符合辩证法精神的历史观、社会观和革命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会给主客体辩证关系中的主体一维发挥其真正的能动作用提供合适的舞台和合法的哲学方法论依据。更何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更符合作者们所在的西欧（匈牙利和德国）实践境遇的理论表达。同时，与卢卡奇不同，柯尔施也并不认为马克思早期和晚期思想之间存在着多大的本质差别，在他看来，马克思晚期著作、特别是其政治经济著作并非对其哲学（集中在早期）思想的任何背离。《卡尔·马克思》（1938年）一书旨在对此予以说明，在这里，柯尔施认为 “马克思对社会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1）把社会的生活过程的一切现象溯源于经济；2）还从社会角度去理解经济；3）历史地判定一切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盘点为革命的发展，它的客观基础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它的主体承担者是社会的阶级”。总体的社会和历史的维度再次凸显，这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旨趣并无多大不同——除却研究视角的差异之外。正如柯尔施研究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所总结的，柯尔施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而这样的革命旨趣，何尝又不是柯尔施同时代的其他西马创始人的共同追求呢——只不过，他们的革命又都非常明显地与意识形态斗争联系在一起。有论者认为，与卢卡奇相比，柯尔施并非最优秀的辩证法研究者，实际上他更关心的是自己理论活动的“政治后果”，而非“哲学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