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2）

二、 柯尔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

为了直面“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卢卡奇试图通过恢复辩证法来重建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他同时期的德国学者柯尔施则试图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而达到同样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年）、1930年写的反批评材料，以及1938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就是例证。

正如柯尔施在1930年的一个反批评材料中指出的，“我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提出的论点在许多方面与卢卡奇在更广泛的哲学基础上所确立的命题相一致”，“我基本上同意卢卡奇的观点”，虽然“我们之间依然存在”“方法和内容上的特殊分歧”［3］58。这里所说的一致性，指的就是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观的基本认识。柯尔施明确说：“《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观，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唯物史观本身。”［3］58-59可以发现，无论是这一时期的卢卡奇，还是柯尔施，在回答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涉及马克思主义本质的问题时，虽然都有明确的“内容”指向，即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和哲学维度的强调，但却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名称上有新的尝试，基本都沿用“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这一第二、第三国际理论家惯用的称法。当然，为了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苏联教科书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命名相区别（当然，这是后来的事了，即1938年苏联教科书体系命名法定型之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才会在自己的相关论述中更多出现程度不同的反对后者的相关论述，此前，他们的论述中出现的可能是“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等称谓），他们更愿意在这些名称前面加上“新的”或“真正的”等限定词，并着力强调其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的一致性。

那么，柯尔施为什么要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呢？实际上，其理论和实践旨趣和卢卡奇也是一样的，即面临当时来自各方面的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误认，试图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并在实践中有利于凸显辩证法的革命意义。如柯尔施在20世纪20年代开宗明义地指出的：“直到最近，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这一事实，都没有较多的了解……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想大力强调他们理论的‘哲学方面’，尽管这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3］1-2因此，鉴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个派别忽视并且极度轻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革命的哲学内容”，“对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目的在于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哲学的方面”［3］71。这就是著名的“柯尔施问题”（也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的提出背景。

事实上，直到今天，柯尔施指出的这种状况，依然在国内外学界具有不可忽视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学科体系中一般更多地被视为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内容组成，但很少被视为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虽然它在更多意义上和范围内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观察资本主义世界和影响当今后工业化文明趋势的方法和思潮。在国内，学科体系中明确规定有作为二级学科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一级学科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具体研究方法和对象上，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基本被划分为“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几大块。虽然如此，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的存在形态，无论是在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阵营中，还是在作为一级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一般为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或研究院、所）中，以“哲学”面目出场的“马克思主义”似乎都不太受待见。理由是：前一个阵营认为它不够“学术”、不够“专业”，有“意识形态之嫌”；后者则认为它“过于抽象和学术化”，对现实与实践关注不够，因而有“不接地气之虞”。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从业人员，就有两边不讨好、找不到位置的感觉，虽然实际上，他们大多在两边都同时承担科研与教学任务，但实际上是“漂浮的”知识分子。这种漂浮感不会因为地域的转换而有所减轻，或许，也不会因为时空的转换而有所缓解，因为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在某种意义上重提“柯尔施问题”，当然我们或许也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

不过，在柯尔施的时代，第二国际时期（1889—1914）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最初意义”［3］5。辩证法（卢卡奇讨论的主题）与“哲学”再次几乎在相同的意义上被柯尔施使用。也即，在他看来，忘记辩证法，就是忘记哲学。柯尔施认为，自己（和卢卡奇）的任务即致力于“以辩证法的被抛弃”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本质”的“被压抑”［3］6。问题是，辩证法为何会被抛弃，并因此导致哲学本质的被压抑？柯尔施分析说，一方面，“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全部资产阶级哲学，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史著作，出于社会经济的原因，已经抛弃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的方法” ［3］7。“这些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完全观念形态的和无可救药的非辩证的方式，把哲学思想的发展表述为纯粹的‘观念的历史’的过程”［3］8。可见，哲学的，就是辩证法的。柯尔施认为，这种思想（也即非辩证的思想），是一种拒绝革命即拒绝改变资本主义现实的表现，因为“思想形式的革命”是整个社会现实革命过程的一个客观的组成部分［3］10。因此，拒绝辩证法，就是拒绝哲学，就是拒绝革命。而且，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辩证法）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像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关系” ［3］16，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而且是一种“新的辩证唯物主义”［3］16-17。另一方面，柯尔施也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辩证法、哲学和（国家和）革命问题的误认，虽然不像卢卡奇那样对列宁充满褒奖之词，甚至随后对列宁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批评言辞，但在这里，柯尔施还是借用列宁之言，来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就像忽视国家问题那样，忽视哲学问题。同时，也和卢卡奇一样，柯尔施强调作为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总体性。根据柯尔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总体，是“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的唯物史观”，它是“与那些孤立的、自发的各个知识分支，与作为脱离革命实践的科学上的目标的纯理论考察，都是不相容的”［3］25。这里，再次和卢卡奇一样，柯尔施把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史观，最后在他们的追随者那里变成了某种非辩证的东西”［3］27。这显然主要是针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批判，也即机械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是非革命的，因此他们（如梅林、考茨基和希法亭等）在对国家问题上的分析也就是靠不住的。然而，柯尔施说，“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哲学问题的极度轻视，仅仅是丧失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实践的、革命的特征的部分表现”［3］31，“为了恢复被其追随者败坏和庸俗化了的马克思理论的正确和充分的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再考察，甚至在理论水平上也是必需的”。因此，“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必须解决的不仅是‘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国家的关系问题（列宁语），而且还有‘意识形态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革命对于意识形态的问题’”［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