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4）

三、 葛兰西：“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

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创始人中，被认为最为关心自己理论活动之“政治后果”的，非葛兰西莫属了。这位意大利思想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写的系列文字材料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材料后来被编辑成《狱中札记》予以公开出版，又有人将其中的若干部分单独成册出版（如《实践哲学》《现代君主论》等）。通过这些论述，葛兰西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实践哲学”，并认为它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首先要遵循实践的原则，即是一种“实践哲学”。所谓实践哲学（除却葛兰西在狱中为避讳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别称之外，更多的是作者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的一种正名），即旨在“为改变、纠正或完善存在于任何特定时代的世界观，从而也改变和这些世界观一起的行为准则，换言之，为改变整个实践活动而采取的尝试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动精神的历史”［4］27。可见，“实践”，这里指的是改变、纠正合乎完善世界观以及与世界观相关的行为准则的活动，这种活动显然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活动；而“哲学”则是为此而采取的尝试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动精神的历史。“所以，一个历史时代的哲学，无非是那个时代本身的‘历史’，无非是领导集团成功地加诸从以往承受下来的现实的大量变动”［4］27。葛兰西于是将哲学与历史几乎相等同，他直接明示：“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哲学史不可分割的：它们形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他也称之为“历史集团”）可大体区分为：“作为哲学家的哲学，作为领导集团的世界观（哲学文化），以及作为广大群众的宗教。”［4］27实践哲学，就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在一种全面的趋向中达到顶峰，在这种趋向中这种顶峰变成为集体活动的标准，变成具体的和完全（完整）的‘历史’”［4］27。葛兰西以这种方式来呈现卢卡奇和柯尔施所力主的总体性和历史性原则，同时也以这种方式来凸显主体性原则和社会人本学原则。当然，这样的原则不可能是脱离辩证法的。只是，在葛兰西这里，这一切都被表述为“历史主义”。

其次，这样的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4］108。所谓历史主义，就是要从历史的全部发展和真正的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并对事物做一个“辩证的—历史的”评价［4］144。这里所说的事物，也包括实践哲学本身，即“实践哲学是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思考它自身，把它自己看成是哲学思想的一个暂时的阶段”［4］93。和卢卡奇、柯尔施一样，葛兰西也把这种统和了总体性原则（内涵凸显主体性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原则）的实践哲学的历史主义思想之源，溯及黑格尔。他说，实践哲学是“从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历史主义来自于黑格尔，也即“黑格尔的内在论变成历史主义”，“但只在实践哲学那里，它才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的历史主义或绝对的人道主义”［4］108。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4］93-94，即“实践哲学继续了内在性的哲学，但清除它的一切形而上学装置，并把它带到具体的历史领域中”［4］145。也和卢卡奇、柯尔施一样，葛兰西提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肃清马克思主义在他生活的时代所遭遇的不当修正，即实践哲学遭到了双重的修正。一方面，“它的某些要素，或明或暗地被若干唯心主义思潮所吸收和并吞”；另一方面，所谓的正统派所关心的却是“要找到一种比对历史的‘简单’解释来得更加广泛的哲学”，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把这种哲学基本上和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方面是正统的”［4］76-77。这种所谓的“正统”其实代表的是“决定论、宿命论和机械论的要素”，它们“是从实践哲学中、颇像从宗教或药物那里散发出来的（在其使人麻醉的效果中）一种直接的意识形态带上的‘芳香’”［4］17；而第一方面的论者却误把“同历史经济主义”的斗争当作“在反击历史唯物主义”。为强调起见，葛兰西指出，“方法论上的反历史主义是十足的形而上学”［4］143。因此，为避免带有这种倾向的“唯物论，同时又避免包含在认为思维是一种感受的和整理的活动的机械论概念，就必须用一种‘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同时又把‘意志’（归根到底它等于实践活动或政治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4］28。可见，用历史主义的方式、甚至是绝对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问题，其实就是遵循总体—辩证法的原则。在葛兰西看来，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的特点所致，也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文化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三，从葛兰西上述相关言论中不难发现，葛兰西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实践哲学的称谓，并将之定性为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目的是为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辩证法原则，也即社会—历史主体性原则。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除了称谓上的变化，几乎和其他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期的创始人（卢卡奇和柯尔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然而，与前面两位稍显明显的学院化气息不同，葛兰西特别重视大众文化研究，他所说的“实践”，很多的时候被认为是一种“意志”活动，而且这种意志活动又被落实在“上层建筑”（特别是他在其中安放的“市民社会”）领域，也即，这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种必须包含了大众常识和世界观改造在内的文化斗争的辩证法。在他看来，这就是改变现实的政治活动的要旨。他用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和“文化领导权”理论来说明这一问题。

实际上，与其说葛兰西是在哲学视域中来讨论文化，毋宁说他是在文化史的视域中来探讨哲学，特别是实践哲学的问题。他认为，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它的实践就是“改变群众的‘心态’”，是开展“一场文化上的战斗”［4］31。然而，由于“实践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要素’”，而且这个“现代文化，是以唯心主义为标志的”［4］80，所以“文化必须大众化、变成学校教育课程和大纲，或变成直接的政策的时候，才会对青年有影响”［4］81。为此，“实践哲学有两项工作要做：战胜最精致形式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能够组成它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以及教育其文化还是中世纪的人民大众”［4］80。实践哲学之所以具有如此能力，是因为它本身遵循的是历史主义的原则，即“实践哲学是以所有这一切过去的文化为前提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喀尔文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作为整个现代生活观的根子的这种历史主义。实践哲学是这整个精神的和道德的改革运动的顶峰，它使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的对照成为辩证的。它既是政治的哲学，又是哲学的政治”［4］83。“实践哲学是从历史主义的最伟大形式，从任何形式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主义中全面解放出来，对历史世界的真正的征服，一种新的文明的开端”。那么，通过谁（革命承担者或主体问题）、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来获得改变现实之斗争的胜利呢？葛兰西提供的方案是：以跨越阶级界限的知识分子为主体、在市民社会领域、通过夺取文化领导权斗争来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