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存丹心，悲歌慨以慷 （2）

作为历史上唯一主张“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王朝，大宋朝既是最令读书人向往的朝代，也是最令读书人惋惜的朝代。宋仁宗时期，名臣范仲淹曾推动过一次名为“庆历新政”的改革运动，可惜历时仅一年有余，便告失败。其后数年，王安石通过向仁宗皇帝进万言书，提出自己的变革主张，可惜仁宗犹未曾采纳。又数年，久有改革之决心的宋神宗继位，面对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尤其是冗官、冗兵，以及冗费等一系列问题，他决定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王安石本人亦踌躇满志，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随后，王安石推行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一系列新法。然而，新法之实行，却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之保守派的强烈抵制。以王安石为代表之变法派一度失势，其本人亦遭罢黜，后虽有短暂起复，然犹未能成事。司马光是一代名臣，且早期曾为王安石之友，殊难料，二人本是政见不同，最后却发展为意气之争。新法不管是否有成效者，他竟是一概废除，此诚令人叹惜也。虽然，行大功者不谋于众，王安石之性格虽有偏执之处，然其一心为公，变革主张却是大有可取之处。而其身后数百年，犹蒙天下所垢，为世人所不谅，此诚不公。以管仲之贤，犹是小节有欠，然鲍叔牙却知其可奏大功，故荐其为相。而世人既知管仲之能，又焉能不知鲍叔牙“伯乐”之高义？“管鲍之交”世人皆慕，然“管仲”之常有，“鲍叔牙”又复何在？王荆公之悲，唯此而已矣。

再看明臣张居正，辅佐少年皇帝之竭诚，可谓既臣亦师。更因其“通识时变，勇于任事”，以一人之力，而“扭转衰局，振兴危国”，故后世亦赞其为“大明之脊梁”。然功高震主者往往身危，而张居正之危，非在生前，乃为身后也。

万历帝初政之时，尚是十岁稚龄，其时，明王朝正面临国库空虚、用度匮乏，流民四散、草泽祸起之困境，且更有北方鞑靼屡屡来犯。张居正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治国之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万历九年，张居正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此则为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又一次重大改革。

张居正掌政十年，国库终不复空虚，存银达四百余万两；而太仓之存粮，亦足十年之需矣。万历十年，他却因劳瘁过度而亡，其功绩可谓盖世矣。然其过世仅一年有余，万历帝即令抄其家，并锢其家门，困其家眷于空室多日，竟致子女十数人活活饿死，八旬老母惶惧哭泣，长子自缢身亡，惨痛至极。然万历帝仍然余恨未释，竟言张居正之罪本当“剖棺戮尸”，后虽未实施，但张居正身后之凄凉若斯，此诚令后人痛惜难已。

然而，今人纵是意难平，奈何只能观史兴叹。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之变法，诚可谓风云为之变色。而历史之辉煌，正是因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以及历史上许许多多“弃家忘躯，以殉国家”的改革者们，以己身之鲜血浇灌而成，悲壮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