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为祖国“花朵”保驾护航（6）

【启示与思考】

通过具体的立法，将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带到法治轨道，它既是对为人父母者监护义务的法律厘定，也是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认定，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未成年人的附属地位。於此而言，这是值得肯定的立法举动。不过，徒法不足以行。有了此条例，并不意味著孩子的安全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法律能否实现其本身的价值，既要有精神上的“被信仰”，也要有行为上的“可执行”。从其逻辑结构来说，支有保证了法条的明确性和可行性，才能确保其得到刚性执行，进而树立法律尊严。

回到这部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条例来说，要释放其法治善意，最首要的问题是明确性。从条例内容看，一些具体的法律用语依然不够清晰，比如何谓“特别照顾”?比如如何界定“独处”?是否有时间或范围上的明确?再比如，什么情形下的单独居住才是条例所不容呢?这都是现实中必然面临的界定难题。

其次便是可行性的问题。正如此前有论者所言，基於我国目前的国情及社会的复杂性，这种立法的条件尚未成熟。一来这些问题大多属於家庭“内政”，很难实现无障碍执法二来，很多情况下，让孩子独处并非家长本意，尤其是那些独居的留守儿童，更是现实下的无奈，如果因此施以惩戒，恐怕难有社会基础。

于此而言，要释放“禁孩子独处”的法治善意，除了要在制度细节上有更细致的明确外，还需要在立法之外做很多的加法，只有形成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有成熟的立法基础，才能让“禁孩子独处”，为“我们的未来”提供可靠而有力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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