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商鞅还存在哪些误读？（3）

商鞅之法只治“邪民”？

法治当然要制民，但商鞅之法并非只是塞民以法。商鞅提出弱民、制民、胜民的概念，主要目的是要使百姓守法，同时，商鞅也提出了利民、爱民的概念。法者，爱民之本，认为最好的爱民利民方式，莫过于以法律保护老百姓，凡是合法的，都应受到法律保护；利民爱民的思想也要通过法律制度实现，商鞅时代提出的军功、粮功，本质上都是利民的。与批判者指责商鞅饥民苦民害民残民愚民的虚拟推理和想象不同，司马迁说及商鞅变法与老百姓的关系时指出，秦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李斯认为“秦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百姓乐用”。

商鞅之法既治邪民，也治邪官。有蛮横任性不受约束的权力，才会有唯唯诺诺唯官是从的愚民。为了打破官吏对百姓的蒙昧，商鞅的法治改革中，设计了许多环节来治邪官，比如《垦令》规定了公务及时处理，不得过夜，不给官吏以任私的时间；官吏的人数要少，减少官吏扰民的可能性，官吏不得随便到处公费游玩。还规定，要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这样，吏不敢以非法愚民，避免官吏以强权压迫百姓，大大减少了愚民产生的可能性。

为何说商鞅的思想具有启蒙进化意义？

愚民是一种文化蒙昧，而政治上最大的蒙昧就是人治。商鞅的变法也有开启文明之蒙的社会改革的内容，就是移风易俗，使秦民知男女之别、男子成年分立，改变父子兄弟共妻等落后习气。更重要的是，商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启蒙家，打破了人治、权治、君治的蒙昧。

第一、商鞅打破了君主专制独裁之蒙昧，第一次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对君权进行约束：君主虽独有立法权，但立法应该以强国、利民、因循国情民情为原则，不得随意立法；君主有人事任命权，但不是君主随意任命官吏，只能论功依法任命，人事权被虚化；君主的行政权，下放到各级长官，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行政权被虚化；君主有司法权，但司法权由君主任命的各级法官法吏独立行使，司法权被虚化。这已经具有了初步的分权治理的框架。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君主只是实行法治的工具，而不是法治的目的。

第二、商鞅打破了贵族世袭的政治蒙昧，以事功主义开启平民政治、上下流动、机会平等、能力平等的大门。军功（武爵武任）、粮功（粟爵粟任）、政功（常官者迁，依法治理有功的官员应升迁）、告功（下级官员监督揭发上级官员违法有功者可代其职）等，使得下层的平民百姓普通士兵获得了凭本事、凭业绩升迁进入国家政治上层的机会。

第三、商鞅打破了刑不上大夫贵族的蒙昧，开启了壹刑、刑无等级，卿相将军至庶民百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新气象。这种法律平等，包括功臣与平民平等，名人与普通人平等、行善与行恶平等、官民平等、富人与穷人平等。这些法律平等，有些内容如富人与穷人平等，已经超越了希腊民主制下的法律平等。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