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实意义（2）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文艺创作和接受主体的关系，关系到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文艺论述中的许多意见，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随着社会的进步，改革向纵深发展，文艺作品的接受主体和人们的审美趣味日益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的局面。应该说，这种局面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为文艺繁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是，服务对象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决不意味着放弃最基本的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是在“多元化”的时候，我们的文艺创作越要“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越要力求“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越要注意“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435页）我们的文艺一刻也不能离开深邃澎湃的人民海洋。马克思早年曾说过这样的话：“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0页）如今中国人民的整体生活当然是今非昔比了。但是，关心底层人民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的美学精神，还是万万不能丢掉的。邓小平同志讲：“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这不是说说而已的动听话语，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艺思想的真谛。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特别是对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和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一定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听到这些话语，我们不仅感到亲切，而且感到这一思想原则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极端重要性。要实现文艺的底层关怀，就是要找准支点，将话语资源重新定位，这是走出文艺创作低谷的重要步骤。

毋庸讳言，我们的有些作家、艺术家离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和普通劳动群众越来越远了，在人民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创造并在人民进步中造就艺术进步的兴趣越来越小了，深入生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并表现与反映他们的热情也越来越少了。一些作家住在宾馆里，坐在沙发上，听着音乐，喝着咖啡，进行所谓“私人写作”、“零度写作”、“商业写作”甚至“身体写作”，脱离群众、脱离现实、脱离生活，闭门造车，心里、眼里没有广大人民特别是底层群众这个接受主体的存在，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怎么能让人民群众满意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火爆的情况下，有些历史剧作品，打着“出新意”和“人性论”的幌子，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理想化，为一些已经盖棺定论的反动历史人物翻案。这种将历史事件“叙事化”、将历史人物“人性化”的取向，混淆了是非界限，模糊了人们的观念，其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种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事实、不尊重广大接受主体的典型体现。这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宗旨，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也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