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关于改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话题,一直间歇性地被人们反复提起。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不断激发起学界对问题的省思,也为问题的改进提供许多积极的资源和多向度的进路。然而,我们也发现,针对问题的讨论存在着过多的“康德式追问”,而对于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现象和行为等,缺乏深刻的反思,更缺乏有力、有效的矫正。因此,在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里,虽然有不少积极响应时代召唤,富有国家与社会担当的优秀人才,也产生出一些优秀成果,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上看,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实际的情况,诸如“自说自话”、“圈子里的学术”等现象依然严重存在。这种状况不得到有效矫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不仅会日益脱离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道,也会在社会发展中不断被边缘化,以致于沦为“书斋里的学问”和“沙龙里的谈资”,而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毫无关系。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而拒斥当作教条,才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道
其实,不论在孕育的过程中,还是在诞生后,马克思主义都是在与社会发展的自觉互动中不断前行的。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马克思就自觉地把理论与世界的互动,看作他的理论活动的基本方式。从马克思早期极为抽象的哲学专论中,就可以看到他对于实现哲学与世界互动的积极追求。他指出,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自身,相反地,哲学必须打破内在的自我满足和关门主义,转而面向世俗的世界,并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实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后来,在被誉为新世界观诞生地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论断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十分鲜明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不仅应该积极地发挥“解释世界”的功能,更应该积极地发挥“改变世界”的功能。
然而,不论“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都十分明确地强调这种理论具有对于外部世界的指向性。因为不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世界都是作为这种理论所指向的独立对象,而不是这种理论自身所蕴含其内的存在。所以,“解释世界”不是一种基于既有理论演绎自身的活动,“改变世界”更不是这种理论内在逻辑力量的自我释放,两者的实现都是基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法去加以运用的结果。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特质,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的意义而反对把它当作顶礼膜拜的“教条”。其实,马克思早年在与友人探讨如何创立新思潮时,就不厌其烦地宣布:“我不主张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我们绝不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后来,正如大家所熟悉的,针对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到处套用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恶劣做法,马克思公开宣称绝不与这种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为伍。这些强调,无非是要告诉人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而拒斥把它当作教条,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正道与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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