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省思（2）

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特定价值立场又基于特定理论观点的方法论

既是方法则须重在运用。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法，丝毫没有降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哲学的意义和理论上的魅力。这里强调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特定价值立场又基于特定理论观点的方法论意义。基于这种逻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然要求研究者要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研究历史、现实与未来，去直面世界发展与人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并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样的研究当然是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检验，但绝不应该是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既有理论的套用。毛泽东在谈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时指出，这种指导不是片面地引用个别词句，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革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因此，这种运用实际上就是一种指向实践的对于外部世界的艰苦研究和探索的过程，而不是一种对于既有理论的简单搬用，更不是一种书本上的功夫。这样的运用，毫无疑问，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丰富、拓展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生不息和与时俱进活力，就是在这种过程中不断展现与实现的。

然而，时下我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大的问题，则是缺乏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方法的高度自觉，因而，也缺乏努力把它运用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的高度自觉。一些学者的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工作，不是去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功能，也就是说，不是运用它去“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而是主要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著作的考据，对于某些论述、命题和范畴的微言大义的阐述等。这些年来在这一研究中，确实产生了不少具有非常学术甚至是非常精致化的成果，但由于这种成果指向的是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严格说来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一种认知和阐发。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方法”，那么这种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关于“方法”本身的说明，或者说是一种对于“方法”说明书的写作，而不是对于方法的实际运用。毛泽东曾经在批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主观主义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但是我们有些同志热衷于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中国革命不发生关系。这一惟妙惟肖的批评，切中了部分脱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要害。长此下去，这样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应有功能束之高阁，最后只能走向“圈子里的学术”，变成“沙龙里的谈资”而与社会发展基本无涉。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需要检讨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认真地对待和有力地矫正，任何关于改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讨论，对于解决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日益被边缘化的困境都是无济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