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省思（3）

努力实现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变

此外，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努力实现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的转变。目前，中国学界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人才的培养，都受到较为严格的学科规制的制约。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提高教育与科学研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度，党和政府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并没有出现过于刚性的“学科导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恢复和发展，主要是出于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辅导与规范，政府开始不断地发布不同版次的学科目录，并不断以学科目录为基本依据，进行学位授权审核和包括研究生教育评估和学科水平评估等学术评鉴。这些措施对于规范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行为，促进学术单位对于学科建设的高度重视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在相当程度上诱导了人才培养的能力建设与方式单一化，并制约了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对于国家与区域发展需求的主动适应，脱离实际的学风也随之滋长。它的最直接消极后果就是，在广大师生中嵌入了细分化的同时也导致了碎片化的专门性知识结构。以这样的知识结构所搭建的学科，是根本无力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担当的。这里根本性的冲突就在于，社会发展中只有“问题”，且往往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而成的复杂问题，而没有学科。我们的学界却奉行着以具有严格界分的专门化的学科口径去从事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究活动。其结果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学界人士常常发出令世人目瞪口呆的雷人言论，一些建设项目也常常缺乏立体思维而遭受社会诟病，有些政府部门时常也会出现一些缺乏多维度照应的“单轨道”政策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过于刚性的学科导向，确实是中国学界必须加以改进的根本性学术方法。近代以来，教育以及与教育紧密相连的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强调与生活的互动。这种取向是西方的教育与学术活动获得长足持续发展的重要助推因素。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也力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都说明，教育和学术发展的根本依据和根本动力，并不在于教育和学术活动自身，只有面向社会发展，不断自觉地满足和引领社会需求，这才是教育和科学研究发展的阳光大道。因此，对过于刚性的“学科导向”的学术行为取向，必须切实加以改进。作为知识分类的学科需要随着人们对于外部世界认识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学科的口径也需要以社会发展的需求加以校正。我们必须记住，世界发展向人们提出的是“问题”，而不是“学科”。人才培养和学术活动，如果忘却了问题的解决而去专注于学科，那就一定是学术活动的异化。这实际上已经是历史发展的昭示。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也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它应该把这种自觉性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上。

摆脱过于刚性的“学科导向”羁绊，走向“问题导向”的学术，对于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员来说，有着更加全面的素质要求。正如前述指出的，“学科”口径是有着明确界分的，它的知识构成往往是比较清晰和专门化的。然而，“问题”往往却是复杂的。尤其是我们经常遇到的社会领域的问题，其复杂性程度堪称“星丛”，更是单一学科知识所无法把握的。因此，提出学术的这种转向要求，也进一步强调了学术工作者必须有建构自身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的自觉。

同时，人们对于“问题”的把握是需要经验参与的。问题在于时下许多学者基本上都是在教育与社会互动机会不多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应该是属于“二门”（家门—校门）或“三门”（家门—校门—院所门）人才。加上社会快速发展中的功利主义倾向与学科精密化的推进，客观上造成了精英主义社会心理严重地影响着学术工作者难以深入社会，深入民众。结果是过于单一的学科化经历和生活阅历，必然形成了过于单一的经验结构，这种状况也制约着他们对于“问题”的把握和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些学术人士甚至权威级人物时常发出几乎不食人间烟火、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真实客观地理解和把握社会问题所需要的经验结构。因此，当要求人们走出“学科”的象牙塔，面向社会发展的问题时，必然要求人们具备努力建构起自身复合多元的经验结构的自觉。基于这种理解，我曾经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一次比较正式的会议上提出，应该把下乡下厂下基层的要求，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写进各校的培养方案之中。因为过于单一的经验结构，缺乏必要丰富度的社会经验，是无法到位地把握和理解社会问题的，更是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这种具有特定价值理想与追求的理论的。如果继续把学生封闭于大学校园里“一心只读圣贤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育不落地，那么我们培养出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书呆子和马克思主义的考古鉴赏家，却无法培养出有社会和历史担当的、铁骨铮铮的马克思主义者！

总之，关于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问题，是一个常问常新的开放式话题。我尊重也欣赏愿意对于问题做出“康德式追问”。但是，如果不能从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厘清长期存在于我们学术工作中某些根深蒂固的迷思，矫正一些长期以来存在的不良学术倾向，要改变马克思主义研究被边缘化的状况是不可能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广州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