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意义及路径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规划纲要”确立的发展目标、战略定位和相关政策，为京津冀加快推进交通一体化、产业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城镇体系完善以及市场一体化等指明了方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深刻领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为时不多。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在全面推进经济发展中寻求新的突破口和增长极，以期辐射和带动其他区域的发展。京津冀是我国东部地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完全应当而且也有条件积极发挥增长极的作用。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内涵式和集约型发展、推动整个京津冀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和加快发展的重要思路和战略重点，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拉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之后，提出我国国内经济形势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经济新常态与旧常态主要表现在四个变化：一是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四是发展模式由主要追求规模型、速度型、粗放型、增长型经济发展模式向质量型、效率型、集约型、发展型模式转变。同时还将显现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趋势性变化。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处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状态下，面临多重机遇的同时也必定会遇到许多挑战。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必须通过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积极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极，以带动全国加快发展。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以及“中西部重点开发区”，一同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四大战略重点。它在应对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对环渤海地区和北方腹地的辐射带动能力，为全国转型发展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贡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提升我国城市群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未来国际竞争有一个趋势性变化，即由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逐步转化为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的竞争。目前，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城市群或都市圈主要包括大纽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伦敦都市圈、东京都市圈等。京津冀城市群是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个重要的城市群，2013、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的11%和10.44%，但从目前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看，不仅与国外大的都市圈存在很大差距，即使与国内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比，也处在落后位次。例如，2014年，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12.88万亿元，约占全国的20.24%；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6.78万亿元，约占全国的10.65%。因此，未来京津冀的发展，不能仅站在北京、天津、河北各自的位置，而应该站在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高度，甚至站在国家的高度，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出发，密切三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优化整体竞争力格局，积极打造中国具有实力和竞争力的首都经济圈，实现“规划纲要”提出的“成为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城市群”的目标。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解决首都“大城市病”、破解京津冀深层次问题的重要手段。“大城市病”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城市病表现出来的是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它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上升，进而导致整个城市竞争力下降或丧失，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的北京，应在全世界面前树立国家首都良好的对外形象，应该拥有完善的首都功能，推进世界城市建设。但是目前北京正面临“大城市病”的困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人口膨胀、房价高涨等已经成为困扰北京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的主要问题。目前，北京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疏解人口、交通和环境压力。解决北京“大城市病”问题，不仅需要从北京自身入手，疏解非首都功能以及加快一般制造业产业转移，还应通过京津冀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和路径，为治理北京“城市病”提供有效手段。同时，通过北京产业、企业、机构的向外转移，也为天津、河北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供重要机会。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破解京津冀深层次问题，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