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的两个薄弱点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以及它们两者之间如何实现一体化，这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对第一个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虽然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显著成果是“新儒学”的研究，真正的破题还是近些年的事情；而对第三个问题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刚刚提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意义和实践之所指是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至今还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内禀于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实现要深刻依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两者是内在相依的共存，由之直接导致如何实现一体化。适逢当今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自觉担当，开展相关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存在一个如何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以及如何内在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对此，就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有针对性的判断。基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客观认真地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确实还存在重新认识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还存在诸多具有补课性质的再研究空间。依照笔者之所见，至少以下两个方面就该予以重视：

第一、重视对“群众”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实现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传统文化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大集合体，其内容博大精深，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各个阶层。但纵观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既有研究，却多是对仕宦文化、精英文化的研究，很少触及下层民众，较少问及平民布衣。中国的文史典籍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历时之长、持续性之强，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或国家不可比拟的。但一部二十四史，主要是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是有关国家层面、统治政权层面、上层社会层面的历史，即使是方志、野史、逸文、杂记、笔记、小说等，也很少问及民间和老百姓的事情，平民布衣阶层所占的地位和分量总是不高。诸如一些出自平民布衣的科技发明与文化创造等充其量归为“方技”类。即使有些正直文人、学富五车的彦儒、文士记述了一些下层社会的事件，也总难免受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内在影响而不自觉的存有偏见，或囿于一叶障目。于是反映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与文化的资料甚少，且多有选择和文饰，由之直接导致了人们在利用这些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各项研究时，淡落了“人民群众”，对民众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精神意识、文化习俗等的实态缺乏全面、具体的把握。这是我们在研究上的一大缺憾，应该予以弥补。

第二、重视对实践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实践的观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知与行”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古老的范畴，从春秋战国一直争论到近代。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关于重视“行”的论述，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却还是过多地注重了关于“知”的言论而或缺了“行”的实践。这里仅举两点。其一，在国家政治制度与政策的研究方面。过去我们注重制度和政策本身的叙述及制定过程的研究，而缺乏对践行情况的把握。宋代以来，中国出现多次“改革”，但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庆历新政”推行了一年四个月就失败，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推行不到十年也告终等。究其原因有很多，但缺乏合理的操作性、政策执行不力等践行性因素应该是最主要的，而恰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研究还不够。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的变法尽管绝大部分也失败了，但针对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改革的“一条鞭法”却取得了长效推行，清代康熙以后发展为“摊丁入亩”制度，之后一直影响到民国。这可算作变法的成功事例。但“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在中国的乡村究竟是如何实施的？它们践行的实态情况如何？我们目前的研究都有所欠缺。其二，在传统伦理的研究方面。中国是个伦理大国，也是个农业大国，研究中国伦理应该重点把握中国乡村社会的伦理。但过去我们的研究多是在阐发和宣讲伦理规范与范畴，停留在谈伦理要求的层面，殊不知伦理的要求与伦理的实践并非是一回事。伦理要求是伦理的期盼和呼唤，它是抽象的、理念性的，而伦理实践则是伦理要求的具体展开和体现，它是具体的、操作性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主导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它作为普遍的伦理要求，在具体下沉的过程中是要转化为一个个的具体实践，在下沉到乡村社会时会带有一定的乡土性，而再具体到每一个村民的身上则又要体现出行为的实在性以及个体行为的多样复杂性。研究中国伦理不仅要研究中国伦理的要求，更要研究中国伦理的实践，而后者恰是我们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