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的两个薄弱点（2）

重视“群众”和“实践”的实质就是要重视社会基础本身，关注社会发展在各个时代的历史实态，对传统的农业大国来说，重点就是要重视研究中国的乡村社会，关注传统中国的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具体情况。只有对中国乡村社会本身在各个历史时期存在与发展的真实情况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了，我们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会落到实处，保证我们的文化归位于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本身。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完成的任务。也许有人会说，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要研究，就要有可供研究的资料与路径，而中国传统文化所遗存的文献资料鲜有关于乡村平民的完整资料，那么我们的研究如何实现？对此，笔者以为，这是一个过时的看法。

中国历史文献的概念不能仅仅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而是要包括更广，大凡谱牒、碑刻、文书等等皆在其中。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资料也不应仅限于纸质、绢质等文献资料，还要包括更多，如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碑资料、风俗民情、传统村落和街区的综合文化等。其中民间和地方文书档案资料显得更为重要。文书档案是人们在实际的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原始记录，它具有唯一性和真实性特征，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就有徽州文书、贵州清水江文书、清顺天府宝坻县档案、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土地文书、明清山东曲阜孔府档案、清江苏商业文书和太湖厅档案、明清浙江严州府土地文书、明清福建契约文书、清四川南部县衙档案、清四川自贡盐业档案、清云南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江西鄱阳湖文书、珠江三角洲土地文书、清香港土地文书、清台湾淡新档案等。这些民间文书档案及各种乡土文化遗产都根植于乡村民间，直接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实态。这也应该是国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另一面，为我们进行中国乡村的综合实态研究提供了可能与路径，借此可弥补“群众”和“实践”问题既有研究上的不足。

拿徽州的情况来说。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历史上少有战祸，人文荟萃，文风昌盛，教育发达，素有“东南邹鲁”“文物之海”之誉称，加上徽州人由于宗族观念强、文化素质较高，文物、文化的保护、保存意识极强，方法也极多、极有效，即使是“文革”的十年浩劫，也有许多历史文物资料留存下来。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仅黄山市境内的古代地面文物如古牌坊、古祠堂、古民居、古桥、古塔等就留存5000多处，其中黟县的西递、宏村是世界文化遗产，有20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仅黄山市登记立项的就有2000项，其中徽剧、万安罗盘制作技艺等17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献资料遗存方面，《中国家谱联合目录》著录的徽州家谱有700余部，而据笔者的调查，目前已发现但尚未著录的至少有1000多部，散藏于民间的至少还有1000～2000部；特别是徽州文书的大量保留和发现，更称得上是世界一大奇迹，至今已发现近70万份，被誉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

这些徽州文书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所涉内容近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间交往及习俗、信仰等各个方面，所涉种类几乎包括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农村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所应形成和产生的文书种类的绝大部分；时间跨度大，已知文书原件最早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淳祐二年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较晚的为《公元一九八八年元月吴金立卖房间厨房契》，时间跨度达746年；内容连续系统，有很强的归户性，往往一户的文书就达几百份甚至上千份，时间跨度达百年甚至六七百年。关于徽州文书的研究价值，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在《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一文中指出：“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封建后期社会史和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在《徽州文书与徽州研究》一文中提出：“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系、商工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想、文化等。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不断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