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国方略已定，落地需着眼基础性工作（2）

日益明显的是，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要求从社会生产方式到个体消费方式的后现代性或社会主义变革，这在我们目前所形成的经济社会体制以及现行国际秩序之内是很难真正实现的，而我们又依然缺乏实质性超越或破除现行体制框架的政治资源和大众舆论环境。相比之下，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或生态治国方略在后一层面上的挑战更为深刻或严峻。近年来已在肆虐大半个中国的城市雾霾现象表明了传统视野下有效环境治理的无比艰难，只是人们在如何走向一种更激进的政策取向上还缺乏足够的政治共识或意愿。

成功应对上述挑战的一些具体性制度举措，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官方文件中已经得到初步阐述，比如建立最完善的行政监管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修订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创建终生问责、党政同责的责任追究制度，组建强有力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体系，等等。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笔者看来，要确保生态治国方略或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最终落地”，我们还有更多基础性、也许更迫切的工作要做。

其一，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的发展/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继续绿化。就像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成功实现了领导全国人民从一种革命（斗争）政治转向一种经济（发展）政治一样，如今她面临着领导全国人民从一种过于简约化发展转向一种全面发展（“五位一体”）的历史使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既是对一种新政治的学习，也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学会以一种崭新的政治追求和领导艺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关切: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也必须是绿色的。

其二，各级政府绿色执政能力的累积提升。必须看到的是，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已经成为考验我国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绿色执政能力的一个标志性方面，而像城市雾霾、水域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具体性议题领域则具有了影响政府执政合法性意义的政治敏感。从政府公共管理的视角来说，我们可以接受，对于绿色议题它需要一个不断学习和渐趋完善的过程，但也必须意识到，任何绿色执政中的严重失误或环境公共事件对于政府形象或公信力的损害都是巨大的——比如，2015年的天津大爆炸事故和深圳泥石流山体滑坡事故，都是生命与血的教训。

其三，学术理论界绿色话语创制与推广上的顺势跟进。无论是环境治理还是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都离不开一个既民主开放、又具有反思性的公共话语和舆论氛围。这其中既有一个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主体的监督教育问题，还有一个学者理论工作者的相互讨论与自我教育问题。就像政府官员自身未必一定是绿色变革中的天然领导者一样，科学家和学者也并不必然具备这一地位。这当然不是说，学者和科技工作者的作用已变得无关紧要，而是说，他们发挥作用的时空和方式已然发生改变——更多是双向互动式的交流而不再是单向灌输式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