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的施政核心在于全方位改革

主持人范思立

嘉宾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黄剑辉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

李文溥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闻达于中国政策体系，并成为“十三五”及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为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经济理论专家详解了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主要内容和今年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从而澄清、界定了有关概念，以期为供给侧改革突破口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他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并非像有些人理解的仅仅是淘汰落后产能、淘汰“僵尸企业”、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对称那样简单，而是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深层次制度矛盾而推进全方位的改革。

为什么要强调从供给侧入手

中国经济时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闻达于中国政策体系，相对于惯常的需求侧宏观经济管理，此次我们为何强调从供给侧入手？

李文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政的提出是本届政府对过去数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期叠加”和“新常态”判断的进一步探索和升华，是最高决策层基于当前经济形势全面深刻认识，针对现实经济中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问题，提出的治理方略。

对于一个具备广阔内部市场的国家而言，在借助外部市场和工业化顺利跨越贫困增长阶段之后，其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早已转向国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是非均衡发展下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而非周期性和外部性冲击。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

黄剑辉：我们之所以强调从供给侧入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从国际对比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主要是从需求侧入手，尽管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目前仍未走出危机，且局部有加重迹象；另一方面，无论全球还是中国，都面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其中发达国家收入高但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陷入“低生育陷阱”，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速快但收入低，陷入了“低收入陷阱”，而需求管理手段对这种结构性问题几乎束手无策。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供给侧改革一直是改革的主基调。其中，“农村改革”主要是1978年开始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改革”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承包制、股份制和国企改革等方面的探索；“金融改革”主要是1993年开始把工、农、中、建等国有商业银行同政策性银行分离，创造了金融新供给，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从加入WTO之后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甚至在2005－2006年为防止经济过热，中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紧缩。这一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2003年撤消了国家体改委，把相关职能并入国家发改委，一定程度上导致并标志着供给侧改革的停顿和弱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适当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继续把着眼点放在供给侧，重启改革；另一种是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众所周知，中国最终选择了第二条路，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在推动经济增速反弹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业杠杆高、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等。期间，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价，尤其是2009—2010年全球石油和铁矿石价格的快速上涨，石油、页岩气产能迅猛扩张，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继续加剧。

目前这个阶段，中国同样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像欧洲、日本一样，继续采用新一轮的刺激性政策；另一种是把眼光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构建促进中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新型驱动力。中国政府已经明确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中国所面临的不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部的压力。因此，通过以“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态民生”的“新三驾马车”作为主驱动力，以基于中长期高质量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供给管理”部分替代短期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才能真正提升要素供给效率，不断拓展市场空间。

供给侧改革的正确方向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社会对供给侧改革的方向比较明了，即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但是对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者的关系却认识有偏差，请问如何厘清它们之间的概念？

李文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放松管制、释放供给活力、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更大作用，提高投资有效性。我们认为：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清楚地认识需求结构及其基本发展变化趋势。适应中等偏上收入向发达经济过渡阶段的需求结构转换，解决供给结构无法适应需求结构转换而适时调整的各种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市场机制将比看得见的手更快、更好、更彻底地实现供给结构调整。

李佐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正确方向应是“八减八增”：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市场活力；减少行政垄断，增加公平竞争；减少税费负担，增加企业效益；减少政府机构，增加社会组织；减少货币超发，增加直接融资；减少政府投资，增加社会投资；减少资源消耗，增加智力资本；减少短期政策，增加长期法治。

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市场活力。即通过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等，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保障企业和个人的自主权，激发市场活力，增加有效供给。

减少行政垄断，增加公平竞争。即通过政府改革、垄断行业改革、价格改革等，限制和减少垄断，打击特权，维护公平，促进竞争，实现市场出清，化解产能过剩等。

减少税费负担，增加企业效益。即通过预算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等，减少税收，清除不合理收费，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减少政府机构，增加社会组织。即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精简政府机构，精简政府人员，放宽社会组织设立条件，扩大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力量。

减少货币超发，增加直接融资。即通过货币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等，控制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稳定社会预期，大力发展各种层次的资本市场，增加投资渠道，鼓励创业和创新。

减少政府投资，增加社会投资。即通过投融资制度改革、政府职能改革等，放宽市场准入，降低政府投资的比重，增加社会投资的比重，激发社会活力。

减少资源消耗，增加智力资本。即通过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环境保护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科教人才制度改革等，降低资源能源消耗，优化资源能源结构，控制环境污染，提高智力资本比重，减轻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依赖。

减少短期政策，增加长期法治。通过宏观调控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减少宏观政策调控的频率，保持宏观政策的相对稳定，使社会转向通过法治手段解决各类矛盾和冲突。

必须处理好两组供求之间的关系

黄剑辉：我们强调供给侧改革，但并不是说需求侧不重要，实际上，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需要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其中，需求侧管理类似于西医，即通过“服药”、“手术”等手段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改革赢得时间；供给侧改革类似于中医，即通过“强身健体”、“固本培元”等手段提高经济的韧性，为长期持续发展拓展空间。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需要有机结合。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供给侧的视角、通过改革的手段、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从具体路径来看，要着力推进两组供求关系的匹配。

一是金融有效供给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匹配。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实体经济的主体，但金融体系却仍以国有银行为主体，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德国经济金融发展模式，从金融供给侧入手，用间接金融匹配制造业，放宽民营资本准入，大力发展民营银行，同时建立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

二是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与居民实际有效需求的匹配。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在中低端产品与服务方面存在产能过剩的同时，在高端产品与服务方面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中国需要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提升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通过这两组供求的匹配和联动，才能真正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