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艺批评思想的四个新标准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的思想，引发了文艺理论界的热切关注和讨论。综合这些讨论可以看出，大家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标准总体上非常赞同，认为文艺创作之所以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以及“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与当下我国文艺批评标准的缺失与混乱有关；提出评判和鉴赏作品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是非常及时并切中要害的，这是对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今后我国文艺批评标准的新界定与新提法，是推动文艺批评科学有序开展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时代化、中国化。

然而在诸多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中，也有学者认为，“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放在一起不合适，这四个观点并不在一个层面上，放在一起逻辑上有些混乱，给人以拼贴之感。在笔者看来，此种理解，纠结于对四个观点的抽象的学理认知，而全然不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四种观点的现实语境与实践基础，可谓问题大焉。这里谈谈对于这一问题的粗浅理解。

关于“人民的”、“艺术的”标准的理解

“人民的”、“艺术的”是两个新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的标准，添列于“历史的”、“美学的”标准之间，因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提出，似乎并不正宗，故遭诟病较多。本文就先从这两个观点谈起。

首先，“人民的”标准并不仅是具体的标准，它也是普遍性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正宗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标准与原则。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宝库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人民性思想，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都有重要的论述。在对待文艺问题时，马克思早就提出过“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这一重要论断。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认为革命文艺属于人民、由人民所享受，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中国实际，更加明确地把列宁的思想发展成“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从而将文艺工作与人民大众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为人民服务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界定的基本规律、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将“人民的”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之一直接提出来，不仅是党的十八大之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继承，是对无产阶级文艺发展要求的正确把握，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特征与规律的认识与定位的新提升。

其次，“艺术的”也不仅仅是具体的标准，它也是普遍性的标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强调，既是经典作家的一贯主张，也是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应该说，恩格斯在提出“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时候，艺术方面的问题的确是包含在“美学的”观点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评价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歌德、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艺术成就时，也是从“美学的”高度去审视的。然而，这在“艺术的”观点单独作为一种标准提出之前，恰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文艺创作的艺术性的重视程度，这一点还可以从他们提出的“莎士比亚化”、“席勒式”的创作原则以及对“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即“三融合”）创作理想等的论述中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更是非常明确地将“艺术标准”独立出来，并将其与“政治标准”相提并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他同时还强调：“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虽然这一观点将政治标准放在了第一位，但并没有要人们忽视艺术，而是着重强调了“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艺术标准的重要与不可或缺由此可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艺术的”作为诸标准之一单独提出来是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当前，在市场经济、商业文化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利益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把文艺作品混同于日用商品，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不是从艺术水平出发，而是从商业票房出发，批评家也是以商业标准代替艺术标准，以红包的厚度论作品成就的高度。有些作家背离艺术职责，一味追逐名利，对文学艺术标准的忽视，已严重到了再不扭转将极大伤害文艺作品质量的程度，文艺这片净土正被商业化的阴霾不断地吞蚀。“面对市场，文艺评论负有坚守艺术品位、抵制艺术生产低俗化的责任，而不能成为市场低俗化的附庸和帮闲。”因此，文艺批评中“艺术的”标准的提出，将对吹散商业化的阴霾、有针对性地诊治当前我国文艺评价体系中价值标准失衡问题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