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三五”时期重点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对处于“三期叠加”的中国经济而言，如何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而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攀升，已成为当前外贸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亟须解决的问题。鉴于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投资低水平徘徊和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有所收缩等不利因素冲击，我国的全球价值链攀升之路并不顺利。在此情境下，应探寻新的应对国际规则和价值链布局的方法，打破由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国际分工，着力打造源于中国的全球价值链。

一、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国际分工特征与发展趋势

全球价值链，通常是在全球范围内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的《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强调，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着力促进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内部及彼此之间高效、顺畅的全球价值链联接，已成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关注重点。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世界经济呈现出新的特点。

1.全球价值链深度分解，国际分工新体系逐步形成。随着专业化分工逐步细化，产品价值链也逐渐呈现“碎片化”的发展格局。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一国不像以往仅仅凭借一个具体产业或行业及特定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布局，国家间的竞争更多体现在整个价值创造链条上的某一环节或工序上组织要素投入和生产的能力、交易效率及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这导致以国家层面、产品层面为基础的要素禀赋差异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逐渐被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产品价值链所替代。以苹果手机为例，一部iPhone手机的生产要环绕地球一周，全球超过30多个国家或地区为其提供原材料及零部件，由美国设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德国等国提供零部件，并最终在中国组装完成。苹果公司的外部价值网节点企业包括了多个行业的合作伙伴，而苹果通过完美的产品平台，将这些合作伙伴的资源能力整合起来，进而搭建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新兴国际分工体系。

2.发达国家通过“再工业化”和贸易投资新规则制定，试图继续主导全球价值链。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主要抓手牢牢掌控全球价值链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在国际分工中逐步被价值链低端锁定。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不仅占据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份额，而且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占据了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80%—90%。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享受了全球价值链深化所带来的贸易投资福利，但总体而言在价值链中获利微薄和话语权不足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中国在全球制造链中逐步形成的高度路径依赖，使得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攀升变得更为艰难。而发达国家为应对经济复苏乏力，纷纷推行旨在重塑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战略，遏制制造业“空心化”。如美国推出的在清洁能源技术、医疗卫生、环境与气候变化、信息通信和材料与先进制造领域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欧盟在研发卫星监测环境与地球安全、微电子工艺燃料电池等领域建立的欧洲创新技术学院等，力图夺回和保持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同时，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制定，通过构建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试图继续掌控未来全球价值链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3.新兴经济体加速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日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新一轮调整，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愈发明显，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逐步加深。来自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发现，与1996年相比，2009年中日韩三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分别由0.37、0.24和0.20上升至0.48、0.34和0.38，远高于同期美国和欧盟的0.26和0.2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不仅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和产业转移，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调整。以中国为例，对外投资规模从2001年的27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1231.2亿美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尽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待提升，但新兴经济体内部的价值链联系正日渐密切，并对全球价值链向发展中国家布局产生积极作用。